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是在伦理学论域探讨“同情”问题。但到19世纪,在浪漫主义与心理主义浪潮的鼓动下,利普斯以“移情”代替“同情”,扩展了情感阐释的触角。他从哲学的角度构想“移情”,以此为基点,首先用“移情”解释美学问题,进而在社会学领域用“移情”来解释人们是如何相互分享情感的。因与当时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相当合拍,利普斯的“移情说”影响甚大,成为了当时的“流行”哲学话语。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意向一致,利普斯想以“移情”化解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并使对立双方有效和解,但其在实质上却以取消一方的方式推进甚至僵化了二者的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同情方式”抑或是“移情方式”都不仅仅其字面含义,即作为主体的自我如何分享他者的情感,它更涉及到了一个古老的哲学难题,即作为主体的自我和作为对象的他者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0世纪初,现象学兴起,诸现象学大师对浪漫主义与心理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背景下,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都对利普斯的移情理论有批判性的回应。虽然三者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哲学构想:胡塞尔侧重在先验认识论层面批判和改造移情,海德格尔从生存哲学反思移情的实质,舍勒则在对共感的现象学分析下批判移情,但他们都试图校正利普斯“移情说”把自我凌驾于他者之上的“唯我论”倾向,而强调他者作为另一个自我不可还原的陌生性、独立性和自在性。同时,诸位现象学大师的努力也提示我们回溯古典法则,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式的平衡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