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观念投射于社会实践的典范文本,《家礼》在朱熹葬礼复现,至明代被奉为官方士庶通礼的圭臬,并进而影响明清基层社会格局。在此漫长时段中,暗流涌动、发展转折的过程恰好发生在宋元时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左右着《家礼》的传播与实践,在群体、地域、文本载体等方面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并进而形成了哪些特点,政治生态、学术文化、地域传统之间有着怎样的交互作用。上述皆为解释在明代《家礼》最终跃升为国家礼制并走向更广泛的民间社会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学界目前偏重讨论明代以后《家礼》的发展,对于宋元时期《家礼》传播与实践的关键阶段,则缺乏全面、深入的讨论。第一章介绍了《家礼》的创制背景、复现过程与内容特色,梳理了作为传播载体的注本、变本、日用类书三种形式,认为逐渐丰富的文本载体不仅展现了《家礼》的传播力度,而且也为士庶参考《家礼》提供了多样的渠道。第二章针对宋元日用类书这一特殊载体作专门讨论,揭示在四礼类、家礼门两种框架类型下引述《家礼》文本的理念、方法,呈现从部分摘录到全盘吸纳,兼收古礼、时制、时俗,以及礼图持续增加的特点,有力推动《家礼》礼文由学术性知识向通俗化转变,从而突破空间、宗族、学派和一定社会阶层,将《家礼》带入更为庞大的潜在人群。另外,基于对日用类书刊刻地域的观察,管窥《家礼》依托日用类书这种载体的传播情况。第三章梳理了南宋至元代《家礼》传播与实践的具体举措、群体及地域特色,意在解答《家礼》在民间逐渐发挥作用的推动力量及复杂影响,认为在南宋朱子门人和后学群体的不断刊刻和注解下,《家礼》在福建、浙江等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实践。入元后,官方将《家礼》纳入律法,汉儒凭借国子学和地方授学培养了大批熟知《家礼》的士人,他们出仕或为处士后流向各地,尤其是北方陕西、河南一带宗族通过地域联动推崇《家礼》用以宗族建设、崇化导民,扩大了《家礼》的影响力。第四章聚焦于南方浦江县郑氏与北方大名路唐兀人两个实践案例,比较完整、生动展现了《家礼》实践及对宗族建设的影响,由此管窥在《家礼》更广泛深刻影响民间社会的明代之前,知识阶层的探索过程及影响因素。南方浦江郑氏从南宋末开始利用宋儒的治家经验建设家族,入元后逐渐从“一遵”《家礼》转向“因时损益”以求适于己家,更重视礼“质”的理念,根据自家情况改变祠制、订立仪节。此外,郑泳曾担任温州路府总管,家族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践《家礼》成为当时家族模仿的典范。随着元代政治力量的推动与儒学北传,一些北方的少数民族渐慕华风,逐步士人化,其中入学国子学接受儒学教育成为促进《家礼》在宗族实践的关键因素,儒学研习对于少数民族由“职武”转向“士人化”而言,可能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为数不多的手段。总体而言,宋元时期《家礼》的传播与实践更多来源于儒学或朱子学崇奉者的推动,亦官亦学的多重身份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使他们对《家礼》的改造或践履逐步在更大的地域范围获得典范的意义。此时也是《家礼》从家礼跃升为国礼的关键时期,在传播和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群体作用、官方力量、文本改编和地域差异深刻影响了后世《家礼》的发展,逐步推动《家礼》成为东亚社会共同遵循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