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医学的广泛传播,受西方医学影响的精英感受到政府散漫的疾病控制措施弊端,提倡以西医传染病学和防疫为本的公共卫生制度,并力求实行公医制度,试图在中国推行现代卫生行政,将之视为都市行政的重要部分。　　 近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学者探讨的焦点为西方医学进入近代中国之后如何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以及这个过程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的复杂关系。但对于民国时期北平卫生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卫生示范区模式的研究更少。本文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政府卫生事业的研究,再加上前辈学者对公共卫生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人们对民国时期北平卫生城市建设的认识。　　 本文的第一章先描述了西方公共卫生观念是如何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中国政府的角色如何从被动走向积极的预防卫生制度之路并试图探讨在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原因。　　 第二章探究了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和北平市地方政府在机构、法规和卫生人才培养上的举措,重点考察了北平市卫生局在频繁的变动中,所采取的防疫和环境卫生、卫生运动的举措,并进而探讨市政当局在学习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现代经验过程中,如何拟定公共卫生计划,奖励和推动公共卫生建设。在此过程中,探讨政府权力执行如何进入人民日常生活,将生活的一些细节合理化,使之成为对国家政权有用的规训、教育工具,这一些工具训练了人民的习惯和意识。这些具体政策和法规的实施,表明北平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是如何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是否对民众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第三章讨论了1925年9月由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简称PUMC)和京师警察厅成立的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针对北平市所采取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如生命统计、严密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卫生监督和公共卫生劝导员的家庭访视制度的建立。同时探讨这些工作的成效、对民众的影响以及卫生示范区的模范作用对政府公共卫生工作的推行的关系。　　 我们认为公共卫生在北平的特殊地位,不仅仅在于它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事实上还决定了以西医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和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我们也从中明白,西方制度虽善,但不宜全盘移植于中国,发展出一整套属于自己的论述,是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