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形成于贸易流通中的经贸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充分流转,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贸易的支撑。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对国家管辖权发起的挑战,跨境经贸数据管辖权的博弈实质上是数据主权问题。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特殊国情,对数据和跨境数据流动的定义还存在争议,这必然导致不同国家间对跨境经贸数据选择的管辖模式有差异。一方面,部分国家看到数据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为追求数据价值的最大化,选择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管辖模式,禁止数据本地化,倡导经贸数据在网络空间内自由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为保护本国数据安全,纷纷出台数据本地化立法,在法律层面对本国数据加大保护力度,同时对数据跨境流动加以限制。无论何种管辖权模式下,在传统属人、属地等管辖权的基础上发展域外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已成趋势,美国实现属人主义为主的管辖权全球化扩张,欧盟则实现属地为主的区域内效果管辖,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更多的是对扩张管辖权的防守。业务横跨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将成为管辖权冲突漩涡中的最大受害者,跨国公司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法律不确定性,一旦配合境外调取数据还将导致严重的经营风险。但跨境经贸数据管辖权冲突的背后并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遵循国际礼让原则,适用规范礼让,充分发挥司法礼让的作用,将有效缓解管辖权冲突。其次,要明确跨境经贸数据的内涵,即跨越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能被第三国访问的企业在数字贸易中对获取的客户信息和其他信息的记录。对跨境自由流动中的经贸数据分级分类、精细化治理,主权国家在主张数据管辖权的同时,需同步解决管辖冲突,厘清本国数据调取权的管辖边界。最后,国际层面上的贸易规则应做出相应的修改以应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善跨境经贸数据治理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推进WTO改革,在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中增加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应坚持数据主权,强调对主权管辖范围内产生的数据拥有最高权力,建立和完善经贸数据治理管辖体系;另一方面,增强国家对境外数据的掌握程度和处理能力,积极参与双边、区域以及多边的合作,争取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推进数据管辖治理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