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传统文学中一直都不乏“坏女人”的形象。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许多女性作家开始质疑和重塑这些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背负着千百年骂名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重构工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坏女人”正名,同时也是女性作家对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一种探究以及对女性自身处境的反思。本文以中德两位当代著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克里斯塔·沃尔夫的《美狄亚·声音》和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为例,借助性别理论,对两部作品从内容到叙事技巧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两位女作家对中西方传统文学中两个著名的“坏女人”——美狄亚和潘金莲——所做的重构工作,试图在中德比较的语境下探讨“坏女人”骂名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成因以及女性摆脱被污名化的出路所在,以期在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的研究框架内进行一项新的探索尝试。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性别理论的基本内容,并根据性别理论在文学领域的研究重点,确定了本文的分析将聚焦在以下四个方面,即重塑历史文化语境中“坏女人”的形象、建构性别的权力机制、女性摆脱污名的出路以及叙事策略。在第二部分,即本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梳理了美狄亚和潘金莲的故事原型及其文学发展,然后详细分析了《美狄亚·声音》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两个新的女性形象,同时试图探讨女主人公摆脱污名的出路。论文表明,两位女作家都在其故事新编中质疑和颠覆了男性作家所构建的美狄亚和潘金莲的“坏女人”形象：前者不再是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笔下凶残的复仇女神,既没有因爱情丧失理智,出卖父亲、祖国,更没有毒死情敌、弑兄杀子,而只是一个无辜的替罪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后者也不再是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天下第一淫妇”,而是最基本的情欲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可怜人。此外,沃尔夫和李碧华都在作品中揭示了构建性别的权力机制。在这一被巴特勒视为“话语权力”的机制中,两位女主人公都处于弱势地位,被排除在公众话语之外。她们因为违背了父权制要求女性遵守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招致被污名化的后果。而这一权力机制的表现形式各具中西方文化特色。在沃尔夫的小说中表现为源自于圣经的替罪羊机制,而在李碧华的小说中则表现为源自于佛教轮回论的业机制。究其原因,都源自于男性对另类女性的恐惧和排斥。不同的是,沃尔夫所揭露的替罪羊机制的受害者不局限于女性,而是涉及存在于某一社会文化中的被视作他者的所有弱势群体。因此,沃尔夫的小说超越了女性主题,其关注的焦点扩展到了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受到集体迫害的他者。两位女作家还对女性的出路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都通过女主人公表达了和平的意愿。美狄亚从始至终都相信和解的力量,而潘金莲在如愿以偿地报仇雪恨之后后悔不跌,意识到自己要的根本不是复仇。沃尔夫更是表达出对一个融合的世界,一个乌托邦的憧憬。通过对叙事策略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位女作家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技巧以实现重构女性的目的。沃尔夫摒弃了单一叙事者,采用多种声音的叙事策略。而李碧华一方面采用了被视为具有男性叙事特色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另一方面加入人物视角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