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破坏对生态、人类健康,并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经济运行方式以及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全球气候变化将改变全球各地的气候形态,影响诸如各地的农业生产,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形态,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正常运行。一方面,金融政策应当在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发挥主动引导角色。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稳定要求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气候与环境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践进展的梳理,整理出三大有待深入解答的基础性问题:（1）金融政策应当如何防范气候与环境相关风险?（2）金融政策如何支持经济体系实现绿色转型?（3）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效果如何?本文围绕三大问题展开深度研究。首先,本文基于中央银行在防范气候和环境相关风险的重要角色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以Annicchiarico等（2017）的E-DSGE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货币政策在经济绿色转型背景下的角色与优化。该模型主要设定基于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引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控制排放的环境政策（碳交易和碳税）。为了更全面地考虑环境污染的形成,本文引入了环境方面的一些企业行为:非法排放,以及对违法行为监管有效性。得到结论如下:（1）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会受到气候相关政策影响;（2）当在分析框架中考虑现有的气候政策时,总是可以更好地设置传统泰勒货币政策规则中的反应系数以提高福利;（3）将排放缺口目标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并在特定区间内设置新目标的反应系数,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本文从理论机制出发,研究了金融政策如何支持经济绿色转型。本文建立了一个附加环境和金融因素的定向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给出证明和相关命题,说明了金融政策在支持绿色转型中的具体作用,从而明确了金融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而分析了缓解金融约束的绿色金融政策与补贴绿色生产和创新的效果,分析了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绿色金融政策的优劣势。最后动态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有无疫情冲击的影响,从而说明疫情以及不同的政策组合对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复苏的具体影响。基于理论模型,本文研究发现:（1）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不出台额外的政策,可能会推迟绿色转型;（2）金融政策定向推动了绿色经济部门发展,能够促进绿色转型,有助于阻止环境恶化;（3）与其他推动绿色转型的政策相比,金融政策具有类似的效果,但存在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理论分析表明将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能有效地节约成本,提高效果;（4）金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合理组合,能够实现疫情冲击后的绿色复苏,并且后疫情期为加速绿色转型提供了机遇。再次,本文以绿色信贷政策为例,对金融政策是否有效推动了经济绿色转型展开了研究。本文重点分析了《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后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通过实证得出结论:（1）《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后,“两高一剩”行业上市公司比其他公司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环境支出力度。（2）“两高一剩”行业上市公司面临绿色信贷政策时,会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增加其环境投资力度。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法规政策;（2）完善经济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战略框架与政策体系建设;（3）重视气候和环境相关风险对宏观经济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影响,积极发挥中央银行的主动角色;（4）进一步发挥金融政策推动经济转型中的撬动作用;（5）要大力科技创新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6）加强能力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