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微罪是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表现之一,与社会追求安全的需求相吻合,也是构建“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必经历程。自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原本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刑罚制裁”违法惩治体系转变为“行政处罚—刑罚制裁”的二元惩治体系,先前由劳动教养制度规制的轻微罪错行为或是被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或是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加之随着社会发展,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地冲击着现有刑法体系,轻微的罪错行为成为我国犯罪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由此,部分学者建议仿照域外犯罪分层设计,建立犯罪分层制度,将我国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刑事治理改革,推进我国刑事治理实现体系化、科学化、民主化。不过,微罪立法虽然与社会治理需求相吻合,却也产生诸多问题,如刑法不断扩张犯罪圈,降低犯罪门槛会对个人自由干涉太过;社会治理过于依赖刑法会使刑法有彻底沦为治理工具之嫌等等。微罪发挥作用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刑法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等成为刑事治理现代化必然解决的课题。基于对理论界关于微罪立法的辩证态度与相关主张的述评,立足刑事治理现代化的时代立场,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对微罪立法的反思与调适:第一章是微罪的理论概述。微罪的划分应当以法定最高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为标准。设立微罪,是构建有区别的犯罪分层体系的重要环节,目的是为了对于不同性质的犯罪实施有区别的刑事处遇对待,从而更恰当的保护人权。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做法。国外的刑法将犯罪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并从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三个方面,对不同层级的犯罪设置有区别的规则,实现罪责刑三者的统一。与此同时,微罪的设立还反映出当前我国刑法发展的趋势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刑事立法偏向事前预防的立法立场。第二章是微罪立法的理论争鸣。与微罪立法相伴而生的是对微罪是否应当存在的讨论。微罪入刑将刑法规制范围再一次扩大,一些原本由行政处罚制裁的行为也被纳入刑事规制轨道,这一做法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微罪入刑将关涉到许多的刑法问题,例如当前社会背景下,刑法所需要秉持的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的立场,刑法是要坚持以预防为导向的积极主义刑法观还是以自由为导向的古典消极主义刑法观,以及刑法结构的转向等等。归根结底,这些讨论都是在回答我国刑法的时代任务是什么,当前刑法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危险行为。第三章是微罪立法的治理性价值。微罪立法虽然冲击了我国“小而重”的刑法结构,但其与刑法第13条但书之间却并非不可共存关系;且微罪立法还是我国完善刑法结构的必经过程。而且,微罪应当是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最边界内容,在这之外的其他法律问题和违法行为,理应交由刑法之外的法律规制,刑法不宜再介入。虽然因为微罪的存在,刑法规制范围扩大,但这是刑事治理结构完善的必经之路,国家和社会不能因此否决微罪存在的正当性。微罪立法与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法治现代化价值追求相一致,这是微罪立法的治理价值。微罪立法的任务之一,是预防重大集体法益被侵害,以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进行微罪立法也有关于预防价值的考量。预防性价值也是微罪立法所追求的治理性价值之一。不过,刑事治理虽然采取积极立场,也不能忽视刑法自身的理念追求,体现在立法上,就是要进行适度化立法。而微罪立法,作为刑法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最低边界,也要坚持适度化立法。第四章是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微罪立法的调适。刑事立法应当在坚持适度犯罪化的基本立场上,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导向,充分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稳定社会秩序和安全机能的作用,使新入罪行为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价值理念。为此,新行为入罪应当要从合宪性角度分析其入罪的正当性,引入比例原则实现刑法和其他部门法、刑法内部之间的体系化建构。最后,新行为入罪的条文规定要符合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以此实现新行为入罪的标准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