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理论自上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广大翻译学者的热烈关注。他们试图以后殖民翻译理论来指导中国本土文学的翻译，并解决如何将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问题。后殖民主义主要围绕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在殖民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各种文化、政治关系进行讨论，旨在消除二者间的各种不平等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实质。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应用于翻译领域，主要关注隐藏在翻译行为之后的文化权利斗争，试图以其特有的翻译策略抵抗并瓦解至今仍存在的文化霸权主义。在长期的发展中，后殖民翻译理论主要衍生出三大翻译策略：杂合式翻译策略，异化式翻译策略以及食人主义式翻译策略。如今，中国仍然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仍大大少于西方文学作品的中译。同时，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品英译本中，中国文化因素也受到了极大的消解。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中国文学的英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但笔者认为，世上无完事，同样后殖民翻译理论亦会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因此，公正客观的对后殖民翻译理论在中国文学英译上进行评价和检验将会具有重大的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为框架，以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长恨歌》的两个英译本作为个案研究，讨论译者在将弱势文化传入强势文化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分别作为弱势文化代表以及强势文化代表的译者在翻译策略运用上的差别。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对后殖民翻译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学英译方面的适用性进行探讨，并指出来自强弱两种不同文化，两种不同时代的译者，其译本的措辞、句法及结构必定会受到来自自身文化传统、时代主流文学范式的影响和限制。通过研究和讨论，笔者得出在后殖民语境下许渊冲充分应用了异化，杂合以及食人主义翻译策略；与之相比，Giles在小范围内应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其主要翻译策略仍是归化。其原因在于Giles在作为一名汉学家的同时，仍可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他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错误印象，但为了使译文更加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同时亦是源于他的自身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Giles在绝大部分译文的处理上仍是应用了归化这一翻译策略。总体而言，从许渊冲对后殖民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Giles作为一名汉学家的角度出发，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传统中国文学英译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极强的适用性和解释作用，但我们仍应铭记“物极必反”，要掌握好对后殖民翻译理论应用的程度，用其利而弃其弊。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