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然而自2017年开始我国人口出生率却连年走低,其中一种解释是家庭通过减少子女的“量”来提高子女的“质”。青少年阶段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形成的人力资本会对个体经济和社会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家庭中,父母的行为是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个体的青少年阶段,父母的影响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代际传递理论指出,拥有优质资本的父母会将自身的优质资本通过一定的机制传递给自己的子代,实现优质资本的代际传递。父母受教育程度是父母优质资本的重要体现,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家庭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对子女的养育方式等。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投入会更高,也会采用有效的养育方式,从而有利子女人力资本的形成。能力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最新的人力资本研究也大多围绕能力展开,众多研究表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个人社会和经济表现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个体形成的认知能力既影响着个体高等教育行为,也会对个体的工资收入等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个体形成的非认知能力同认知能力一样也会影响个体的工资收入,此外对个体的工作职业、社会行为等有显著影响,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甚至堪比认知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主要差别。本文从家庭方面入手,实证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探究在家庭中父母应通过怎样的投资方式更有效的提高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我们先将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以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分类指标做了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我们又分别做了代表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各变量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OLS基础回归;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加入渠道变量作具体的影响机制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间、户籍间的差异。本文运用CFPS2016年数据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做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正向显著,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正向显著,且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更大;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父母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和陪伴子女的时间来提高子女的认知能力,且时间投入更有价值;（2）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正向显著;母亲主要通过提高子女的健康状况来提高子女的非认知能力。（3）从工具变量回归系数来看,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层级,使得子女认知能力提高0.0753,母亲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层级,使得子女非认知能力提高0.0877,说明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并且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能力的影响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点有两点:（1）本文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比较了不同影响机制效应的大小,对于父母如何教养子女有一定的理论指导;通过研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解释了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差异,完善了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2）本文选用子女的祖父母最高教育年限、外祖父母最高教育年限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提高文章的准确性与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