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朝记》是一部记载孔子与鲁哀公问对的著作,共有七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中亦有记载。它曾经独立流传,后来被戴德收录于《大戴礼记》,但其单行本并没有立即亡佚,而是又与《大戴礼记》并列流行了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直到隋唐之后才亡佚。《孔子三朝记》虽然成书很早,但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几乎同一时代成书的《大戴礼记》和《礼记》在地位上出现了分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礼记》作注之后,使该书地位扶摇直上,逐渐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被立于学官,在唐代又进一步升为经学。与之同时,从晋代以来又盛传“小戴删大戴”之说,《大戴礼记》的地位又被进一步降低。清代考据学大兴,清代学者们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考证,指出“小戴删大戴”之说不成立,使它重新得到重视,研究者逐渐增多,研究专著也开始出现。宋代的王应麟认定《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即是已亡佚的《孔子三朝记》。清代的王聘珍、孔广森等人以及现当代的章太炎、黄怀信等人均认同王应麟的“七篇说”。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篇说”和“五篇说”,颜师古则认为《大戴礼记》中有其一篇,章学诚认同这一说法；而清人王昶认为《大戴礼记》中有五篇。笔者认为“一篇说”和“五篇说”缺乏有力的论据,应以“七篇说”为确。《孔子三朝记》一书的名义,即“三朝”究竟指何意,学术界仍未能达成共识,这也是本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该书的成书与流传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成书问题主要是指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该书中的不少内容散见于《荀子》、《左传》等传世文献,另外,和出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亦有多处文字互现之处,它们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十分相近。该书记述了孔子大量言行事迹,深刻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和“禁残止暴”的军事思想,是研究孔子与原始儒学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