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的风险调整行为始终是学界及业界监管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诸多研究表明此类行为不仅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更影响基金市场与相关投资标的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虽然早在1999年Chevalier and Ellison就提出这种私自调整基金组合风险的行为与基金经理的职业忧虑有关,但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基金整体性风险与职业忧虑水平的关系,且对极端职业忧虑水平下的行为模式关注较少。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所有股票型及混合偏股型基金为样本,将基金整体性风险划分为系统性与特质性风险分别同职业忧虑水平进行研究,证明了二者在极端职业忧虑水平下反应模式的差异性。首先对于特质性风险,本文总结了部分常用指标并通过统计性数据排除了如股价等不适用于国内市场的指标,随后使用特质性波动和特质性偏度界定博彩型股票,并利用超额收益、排名变动和从业年限构造了基金经理人职业忧虑水平,博彩型股票持仓比例同职业忧虑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次本文利用过往研究常用指标界定了高系统性风险股票,对此类股票持仓比例同职业忧虑水平进行了回归,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更进一步地,为验证极端职业忧虑情况下系统性风险股票持有情况,本文还在回归中加入了职业忧虑水平的二次项,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证明在极端职业忧虑时系统性风险股票持仓比例反而会下降。再次,为验证极端职业忧虑水平下系统性风险股票持仓比例下降是否由博彩型股票持仓比例上升所引起,本文基于第三章第二节的回归结果及部分统计性数据划分了多个职业忧虑区间,将持有博彩型或高系统性风险股票的多类行为模式转化为定类变量,并对二者进行了多分类logistics回归;同时还将参照组替换为职业忧虑较高50%-90%水平下的基金样本,对职业忧虑位于top10%的基金所持博彩型股票比例进行了逻辑回归,均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证明即使是同职业忧虑水平较高的基金对比,极端职业忧虑下博彩型股票所持比例仍然显著高于前者,在控制了整体持仓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的情况下导致高系统性风险股票持仓比例被动下降,进而产生了前述“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高系统性风险股票持仓比例随职业忧虑先升后降”的现象。最后,为验证这三个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通过使用最大日度收益这一单一型指标界定博彩型股票、使用三因子模型衡量个股系统性风险、改用职业忧虑水平定距变量或多分类定类变量等多种方式对实证结论重新进行了验证,并均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总的来说本文主要证明了职业忧虑水平的不同能够较好地解释基金经理对于组合系统性风险调整与博彩型股票投资两种风险调整行为的选择问题。具体而言,随职业忧虑水平的上升,基金经理人会倾向投资于高系统性风险或高特质性风险的股票,但前者同职业忧虑间呈现先升后降的关系,在极端职业忧虑下高系统性风险股票持仓比例反而有所降低,主要是因为职业忧虑较高时基金经理人会开始产生对偏度的非理性偏好,而在极端职业忧虑下这种偏好更会进一步上升,导致即使同职业忧虑较高的样本区间相比,极高职业忧虑下博彩型股票持仓比例仍显著提高,导致高系统性风险股票持有比例被动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