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桐城派古文向现代散文的转化过程中，周作人与桐城派的关系尤为重要。考察周作人与桐城派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二者对于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看法；二是二者之间的散文渊源；三是二者之间是如何过渡的。
　　周作人与桐城派关于言志和载道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桐城派主张的是“文以载道”，而周作人推崇言志的文学，这也是周作人批判桐城派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具体的创作和理论实践中，周作人的创作一直没有脱离载道文学，桐城派也不自觉地流露出言志的倾向。由于言志和载道关系的复杂性，所以不能将文学彻底区分为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也不可能因此将周作人与桐城派截然对立。
　　从周作人与桐城派的散文渊源来看，桐城派的古文立足于整个古代散文的传统，有着极深厚的古文根基。而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表达习惯上，周作人也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内应”的基础上，周作人才形成了自己的散文风格。因此周作人的散文在艺术追求上与桐城派古文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例如二者都崇尚简单、追求文章的韵味、力求达到平淡自然的散文境界。
　　在文学形态从桐城派代表的古文向周作人代表的现代散文的转换过程中，除了五四运动文学革命带来的颠覆性的变换，桐城派本身也做出了努力：文章义理上的因时而变，在“道”中加入了“经济”和“西学”的内容；在教育上，桐城文人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由古文向现代散文的转化过程中，有一些既不同于桐城派古文，也不同于现代白话散文，并且在二者之间形成过渡的文体也对整个转化过程发生了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有林纾和严复用古文来翻译西学形成的翻译文体，还有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
　　总之，从桐城派古文向现代散文的转化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时代的需要、桐城派自身的努力，五四作家的变革等共同导致了散文由古文转向现代化。周作人的散文与桐城派的古文之间有共同的散文渊源，二者的散文观有不谋而合之处，创作出的作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散文，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古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