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是一款以企业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为被保险人的履职责任保险,旨在保护他们免受因其日常职责范围内的决策和行动而产生的索赔。现今,董责险已成为北美和欧洲公司风险管理的常见组成部分,但有关董责险的优缺点,特别是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却一直存在争论。“机会主义假说”认为董责险可能会破坏公司治理,其原因在于董责险可以保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免受诉讼风险和个人财务责任的影响,该举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威慑作用。因此管理层可能会减少其监督工作,甚至可能为追求私利而损害股东的权益。而“外部监督假说”则主张董责险有利于公司治理,因为它能够鼓励风险厌恶的高管人员更有动力去履行职责。此外,在购买董责险前后,保险公司将对被保险公司治理状况进行资格审查,并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迫使他们认真履行职责并及时制止其错误的作为,从而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在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一案和新《证券法》的刺激下,我国董责险一改自2002引入以来的不温不火状态,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其投保需求迅速提升。2020年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共新增投保公司近190家,增长规模超过去年同期一半。因此,董责险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效应引发了学者们以及众多投资者更加广泛的关注。本文基于保险经济学、公司金融等金融和保险理论,对董责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效应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所得结论能够验证董责险的治理作用,为公司合理运用董责险来提高企业绩效降低风险水平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有利于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阅读和整理,总结和分析现有董责险需求动机、保险选择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通过收集整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董责险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数据,可以反映中国董责险市场上最新发展情况。此外,已有研究中未区别董责险的选择效应与治理效应,并且缺乏对其具体影响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利用2006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Boosting算法搭建Light GBM模型,分析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绩效是否存在保险选择效应;其次,使用混合OLS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方法来研究分析董责险对企业绩效的治理效应,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在区分保险选择效应和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本文再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索董责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绩效并不是影响企业是否投保董责险的重要因素,即董责险对企业绩效不存在保险选择效应;此外,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董责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主要支持“外部监督假说”,董责险的引入通过其风险分散功能和外部监督管理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本文通过对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在非国企、高成长性的公司中,董责险的购买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意见和董事会规模与董责险在企业绩效提升作用中产生了交互效应。其中,“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出具能够正向调节董责险的企业绩效提升效应,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会削弱董责险的提升效应;此外,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在董责险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董责险的引入可以直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此外,董责险通过风险分散职能鼓励高管积极履职,缓解高管人员的风险厌恶态度,从而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时通过监督管理职能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增加机构持股比例,董责险通过这两种中介变量间接提高了企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