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同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基础建设投入持续增加,逐步实现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文化均等化服务网络。虽然成绩瞩目,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仍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2010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给了我国文化管理事业极大的警醒,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文明交流的工具,也是意识形态侵入的武器。如何发展和升级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巩固我国文化安全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的性质多重性引发了文化产业建设的多目标,兼顾多个目标实现多重发展对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部门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同样地,文化事业供给文化公共品的效率仍然不高,文化公共品种类过少,创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亟待增加。这其中需要进一步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增加新的制度安排,有效供给文化公共品。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关注点仍需回到文化体制改革,从改革中汲取经验,再将改革的经验应用于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之中。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文化体制改革之中的微观机制体制改革,主要研究了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文化产出的影响,同时通过构建“制度-结构-行为-绩效（I-S-C-P）”理论框架探究改革政策到产出的传导机制和路径。随后本文引入了双重差分模型（DD）,以2004年-2010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研究背景,以第一次改革试点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实证验证理论部分所提出的假设。基准模型验证了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产出的正向影响,并通过了共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在后续的政策路径研究中,分别以文化单位机构数、职工人数、职工薪酬和固定资产原值为中介变量,验证了文化单位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具有中介的作用,同时确认了改革政策传导的三条路径。经过上述理论与实证部分的研究,本文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产出显著增加。文化体制改革前后,文化产业的产出较改革之前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娱乐业、出版业和艺术表演业都一定程度上能证明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同时,文化事业也在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图书馆业和群众文化馆业在产出上都有较大增长。2.文化体制改革对市场结构的改善并没有统一的趋势,市场结构在不同的文化市场具有不同的表现。3.文化体制改革调整了原有的生产要素结构。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体现在对劳动力价格和资产两个方面,几乎所有行业都增加了职工工资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只有部分行业增加了职工人数。4.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体现出了行业异质性。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是制度-行为-绩效（I-C-P）,改革政策直接引导文化产业和事业单位行为,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获得效率,从而增加文化供给的产出。个别行业的路径选择中会包括制度-结构-绩效（I-S-P）或者是制度-结构-行为-绩效（I-S-C-P）等路径。5.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方面体现出了生产要素异质性,该异质性可能来源于生产要素对不同政策的反应。针对上述结论,本文在制度松绑、文化产业升级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面得出三点启示,这些启示或成为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方向。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效应和文化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填补了文化产业改革在政策路径研究中的些许空白。该部分理论可以更精细地帮助改革政策有的放矢,进一步发展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