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诉讼中是否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及如何审查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热点。新《行政诉讼法》的此次修改,将之前行政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不再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同时新增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规定,即第五十三条和六十四条。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解释中也涉及到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此次法律的大修得到了广大的学者及实务人员的支持与肯定,是《行政诉讼法》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但是,一项制度的出现并不都是那么尽善尽美。新《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未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实体审查条件、审查程序、审查标准、结案方式等问题作出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进一步的解释探讨且急需解决,否则将影响案件的具体操作。在这一新兴的制度规定下,法院尚未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法院在具体审查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的时候不知如何的具体开展,导致各地法院审查的方法不一,法院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运用正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据此,本文中,笔者通过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条文内容进行分析理解以及在对重庆市基层、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实地采访调研的基础上,对法院关于审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的具体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以便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完善建议提供有效参考。本文以行政诉讼新规定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为主题进行研究,对该制度中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等一些关键要点进行理论解释,对附带审查制度在具体实践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索,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全文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规范性文件的种类与性质,从学理和立法上对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概念种类进行分类,学理上的分类主要有广义的规范性文件与狭义的规范性文件、立法性规范性文件与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立法上的规范性文件称谓主要有行政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这基础上对本文所讨论的规范性文件的概念及性质进行界定,明确所指规范性文件范围,便于下文进一步深入分析。第二部分是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原因分析,主要从规范性文件违法现状、现有监督体制的弊端及政府依法行政的需要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为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条文的理解,即对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进行理解分析,主要为对法条中规定不明确、有歧义的词句进行解释,如“不合法”、“一并”及“正当理由”等。第四部分为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运用,本部分的内容是在对重庆市法院进行采访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统计重庆市法院有关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生效裁判文书,然后总结重庆市法院在审理规范性文件案件时的运行程序,围绕实体审理条件、审理程序、审理标准和结案方式几个方面进行,并提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在调查时着重对法院的审查条件、审查程序及标准、结案方式以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第五部分为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提出完善的建议。通过对新《行政诉讼》第五十三条和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理解分析、重庆市法院的调研采访以及相关文献的阅读,提出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建议,主要包括增强法官敢于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决心,当事人应明确具体审查条文,提高处理建议的权威性,建立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信息共享平台,无需以行政行为为前提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单独起诉等五个方面。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第四部分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运用”以及第五部分的“规范性文件附带性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在第四部分,笔者先后对重庆市渝北区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庭庭长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员进行采访,只有在充分了解实务操作的情况之下才能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故采访调研是重点,难点则在于调研的前期问题准备,这需要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第五部分则针对法院在审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完善的建议,之所以认为完善建议是本文的重点,是因为本文选题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只有提出相应完善建议才能解决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选题才具有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献阅读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通过网络资源和校园图书馆等方式获得与本论文选题相关的资料,通过阅读分析形成资料综述;通过对重庆市法院采访调研以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案件搜索统计,以获取案件及数据资料并形成论文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