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在总量和结构上不断完善,如何实现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寻求贸易获利水平的提升,更好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实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引领国际分工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寻求突破;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发展目标,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2020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标志着多边合作机制迈上新的台阶。在此背景下,构建基于GVC分工的贸易利益指标核算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地探讨中国贸易获利能力的提升路径,对提高中国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上述背景,本文通过阐述研究背景及意义介绍国际形势、政策实施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现状及问题,基于总贸易核算法构建贸易利益指标核算体系,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并分析中国参与GVC分工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并通过理论分析及实证方法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再基于上述因素将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深入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贸易利益提升路径。最后结合中国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提升和发展趋势的政策建议,为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研究借鉴。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并得到相关结论:首先,本文基于总贸易核算法构建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体系,利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分别从国家和行业层面深入研究2000-2014年中国参与GVC分工的贸易利益水平,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整体层面上看,不同视角下中国整体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呈上升态势,且改进GVC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利益水平介于总值贸易及增加值贸易视角之间,能够更客观地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情况;行业层面上看,各行业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行业的贡献度最高。此外,将中国与美国、金砖国家的贸易获利能力进行对比发现,整体层面上中国出口获利能力主要依靠本国出口,美国和金砖国家更多依靠参与他国出口;行业层面上中国各行业贸易利益水平提升幅度较大且主要依靠制造业,美国各行业贸易利益水平增长幅度较慢且主要依靠制造业及服务业,但整体水平仍高于中国,金砖国家各行业贸易利益总体有上升趋势,且主要依靠初级产业。其次,本文在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别从国家和行业层面考察GVC分工参与度及GVC分工地位对中国对外贸易利益的影响,并对GVC分工深度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其一,从国家层面看,GVC分工参与度越高,则中国越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两国间距离越近越有利于贸易利益的提升,经济规模、要素结构、技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均有利于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并且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有助于促进本国贸易获利能力的提升。其二,从行业层面看,行业GVC分工地位越高,则越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均有利于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但要素结构的调整对贸易利益的提升没有明显影响。其三,通过考察基于GVC分工深度的中介效应发现,国家层面下,GVC分工参与度会通过作用于GVC分工深度对贸易利益产生正向影响;行业层面下,GVC分工地位会通过作用于GVC分工深度对贸易利益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结合贸易利益影响指标将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以考察提升中国贸易获利能力的路径选择。分析表明:其一,与以G7国家为例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GVC分工地位及贸易开放度与发达国家并未存在明显差异,但经济规模、要素结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导致本国贸易利益水平的提升还有一定空间;其二,中国应遵循五大路径致力于贸易利益的提升:主动参与上游分工环节,提升GVC分工地位;不断推进产业融合,提升制造业行业水平;积极调整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持续鼓励技术研发活动,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依托不同国际合作平台,提供贸易利益增长新动能。上述研究着眼于GVC分工下中国对外贸易利益的提升路径研究,可视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思想的重要延伸,为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后续研究中可对测算及实证数据进行更新,并从国内价值链、多边合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