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选择以文为商,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他喜爱自由、注重体悟的独特秉性与程式化的科举制艺格格不入,战乱的适时介入使他轻易放弃了科举求仕之路。轻商观念的动摇、商业家庭的熏染、现实生活的需求,促使他回归父业,拓展出文学与商业结合的新局面,迈出创作适应市场的重要一步。 李渔选择以文为商,其创作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费趋向的引导。为了占据更大份额的阅读市场,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李渔在小说题材上充分照顾、利用人们尚奇的心理,在结构上尽量满足市民的团圆需求,在情节上反复运用“才子佳人”、“清官廉吏”、善恶必报的模式使读者获得心理补偿,同时在主旨上又包裹上教化的外衣以赢得正式、畅通的传播渠道。不仅如此,李渔还积极发挥他经商的才能,刻意迎合读者的消费心理,有意识地在小说形式、内容上刻意经营,以精美的形式引逗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多维的内容迎合读者的阅读体验。他善于利用新奇的小说回目捕捉读者的目光,以谈笑谐趣的机锋愉悦读者,以一波三折的情节打动读者,以名人评点的方式吸引读者。他的作品,不仅使文士的情怀得到了极大满足,给女性营造了适度的空间,还使部分读者的家长情结得以抚慰,使贰臣的罪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李渔选择以文为商,试图调适创作与消费的冲突,减缓艺术与商业对峙的程度,使二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他的消费理念在小说制作过程中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因而其作品具有浓厚的畅销书色彩,甚至出现了“盗版猖獗”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过于迎合读者趣味的倾向,却也使文人的尊严与文学的纯洁遭受了极大的损伤。这使他的人品与文品乃至作品都饱受正统之士的责难。这种责难,在文学高度职业化的今天看来,似乎就过于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