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是世界上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之一,从古至今都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我国水资源总量充沛但人均匮乏、时间及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同时存在严峻的污染问题,严重限制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我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水资源的取用可以追溯到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这是我国首部明确与水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2006年,《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正式出台,为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指明了方向。此后,2016年7月1日水资源税试点首次在河北省落地实施。2017年12月1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其他九个省份开始试点征收水资源税,“1+9”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格局初具雏形。2020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正式实施,进一步为水资源税的未来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评价当前水资源税的实施效果,应当以其政策目的为出发点,即验证水资源税的征税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当今,水资源税具有双重政策目的:基本征税目的是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更高层次的征税目的是通过税收效应改变经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转变生产方式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落实于微观企业,企业升级的水平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本文聚焦于水资源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征税目的,以企业升级指数作为衡量政策效应的指标,探究水资源税对企业升级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评价水资源税的实施效果,为进一步完善当前水资源税的制度要素及优化征收管理办法提供参考。本文基于2017年12月1日水资源税扩围至全国九个省份的事实,研究水资源税的征收对于企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调节因素。考虑到河北省先行试点对实证结果可能存在影响,以下分析中都将剔除河北省。首先,本文将探究水资源税征收对企业升级的综合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拆分,探究水资源税征收对于企业升级中“质”即创新能力和“量”即成长状况各自的影响程度。其次,利用调节效应检验水资源税对企业升级的作用是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引入调节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探究其调节作用。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对不同产权、不同区域的企业,水资源税征收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税政策实施与企业升级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抑制了企业升级水平。第二,水资源税政策实施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与企业成长状况之间相关性不显著。第三,在水资源税政策实施与企业升级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发挥着正向的积极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解释为企业通过增大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削弱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对于企业升级的消极影响。第四,在探究不同产权性质下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时,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对于民营企业的企业升级发挥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升级作用不显著;在探究不同地域下水资源税政策实施对于企业升级的影响时,水资源税政策实施显著阻碍了东部地区的企业升级,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升级影响效应不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考虑到我国经济情况与社会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水资源税的效应评估,选取合理的指标反映水资源税开征对企业的影响,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以定期监管,及时调整不足之处。第二,完善水资源税的税率设计,各地考虑地域差别制定适用的税率。第三,扩大水资源税的优惠范围,对积极引进先进节水技术和设备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对因水资源税负担过重的企业制定针对性优惠政策,避免过度干扰其正常生产经营。第四,优化水资源税的征收管理,提高企业取水计量设施的安装普及率,规范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最后,为进一步明晰水资源税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效应,笔者梳理了2017年税收领域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重要政策,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两大税种。除此以外,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水资源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三项有待探究的课题:第一,水资源税对企业升级的长期影响。第二,水资源税对企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第三,水资源税对企业用水量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