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调解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下的重要争端解决方式。近年来,ICSID投资仲裁遭遇“正当性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调解”这一替代性方式,并逐步在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以下简称IIAs）中加入了调解机制。《新加坡公约》的生效更是为扩大调解的影响力提供有力的保障。但是,从实践来看,多方面的因素导致ICSID调解程序使用率很低。本文运用比较、实证分析的方法,立足于ICSID调解制度的程序、实践现状,论述ICSID调解制度在争端解决中的优势,同时分析ICSID调解制度的现状及问题,重在探索ICSID调解制度完善发展的路径,并最终提出中国的立场和应对策略。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为四章。引言介绍ICSID投资仲裁陷入“正当性危机”及《新加坡公约》生效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调解在投资争端中的主要论述,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是对ICSID调解含义的界定以及比较优势的分析。本章首先分析调解在国际投资协定和国内投资法的地位,进而对ICSID调解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将其与ICSID的谈判、仲裁以及调停相比较,得出ICSID调解的优势在于降低成本、维系投资关系、增强可预见性及灵活性。第二章是对ICSID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本章具体介绍了ICSID调解的启动和管辖权问题、调解委员会的成立和职权、第三方资助披露以及调解的终止四个方面的程序内容。同时,结合实践分析调解案件占比少的原因并引出ICSID调解制度的问题,分别是ICSID调解程序设计的缺陷、调解制度性质在投资争端中的困境以及东道国政治因素对调解的阻碍。第三章从五个方面对ICSID调解制度的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这五个方面的对策分别是增强调解程序的灵活性、实现调解和仲裁的衔接、适用《新加坡公约》为调解协议效力提供支撑、明确保密原则及其例外化解调解制度性质的困境,最后推动强制调解程序的应用。第四章探讨在ICSID调解制度完善和《新加坡公约》生效的背景下中国的立场和策略。本章主张我国应对ICSID调解的完善及调解协议的执行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由此需要在IIAs中广泛纳入调解机制并对《新加坡公约》作出“适配”安排。本文的结论是,完善ICSID调解制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程序设计方面增强调解程序的灵活性,并在规则中明确保密原则的例外事项;二是在制度构建方面,需要在IIAs中广泛确立强制调解并尝试在ICSID建立强制调解程序,以及借助《新加坡公约》的生效来为调解执行提供保障。就目前来看,ICSID调解更宜作为仲裁的补充,并采用“调解+仲裁”以及“仲裁+调解+仲裁”两种模式来强化两者的结合以发挥调解的作用。最后,对中国而言,在支持ICSID调解制度进一步完善和适用的同时,还需要尽快完善调解立法来“适配”《新加坡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