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考察公司多元化的经济后果。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企业掀起了多元化投资的热潮。然而，多元化的实践在我国并不乐观，不少上市公司因盲目多元化陷入困境，濒临破产倒闭，失去了生存和发展能力。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多元化可能是经理人谋求私利的途径;在我国目前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多元化也可能成为控股股东掠夺上市公司的手段。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类型也比较复杂，存在民营和国有、中央和地方、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等多种类型，已有研究显示不同类型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代理问题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揭示企业盲目多元化的动因，本文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类型的上市公司内多元化与两类代理成本的关系。从代理成本间接检验的角度，本文还继续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类型的上市公司内多元化与业绩的关系。　　论文的第1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框架。第2章回顾了与多元化和代理成本相关的理论文献，为以后的研究打下理论铺垫。第3章依据前文的逻辑规范，进行相应的研究设计:包括样本数据的选择及来源和关键变量的定义与度量，关键变量包括多元化的度量指标、控股股东的特征指标、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等。本章还按照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控制方式并结合样本的特点将全体样本划分为民营控制等四个子样本，并对不同子样本的多元化程度进行了比较。　　第4章到第6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以经理人和股东的代理冲突为对象，第4章分析了多元化与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就上市公司总体而言，无论是以管理费用率还是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指标，多元化与经理人代理成本都显著正相关。就子样本而言，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与经理人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无论是中央政府控制还是地方政府控制、无论是政府直接控制还是政府间接控制，多元化都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说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多元化成为经理人谋取私利的途径。在拓展性检验中，本章没有发现中央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在多元化与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区别。本章发现，与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在多元化引致的资产使用效率下降的问题上，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相对更轻，这说明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相关专业知识比较贫乏、对经理人的监督比较乏力，因而增加了经理人通过多元化谋取私利的机会。　　以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为对象，第5章分析了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就上市公司总体而言，无论是以其它应收款/资产总额还是以调整后的其它应收款/资产总额作为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指标，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都显著正相关。就子样本而言，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对于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的子样本，多元化都显著增加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由予这两个子样本基本属于集团控制方式，这证明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内，集团架构成为控股股东进行资金转移的重要渠道。集团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一方面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拥有集团内部交易的隐蔽手段，因此多元化异化成为控股股东谋取私利的途径。通过比较检验，本章进一步证明了相对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控股股东代理成本问题显著更轻。在拓展性检验中，本章没有发现中央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在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区别，说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集团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通过多元化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都很严重。　　在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代理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优势可能被代理成本所抵消，甚至于最终损害了公司的业绩。基予代理成本间接检验的角度，第6章分析了多元化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就上市公司总体而言，无论是以ROE还是以EPS作为公司业绩的度量指标，多元化与公司业绩水平都显著负相关。就子样本而言，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与公司业绩无显著关系;对于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的子样本，多元化都显著降低了公司的业绩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内多元化代理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同时存在两类多元化代理问题，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内多元化的好处被代理成本所抵消，最终损害了业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虽然存在多元化的经理人代理成本问题，但由于不存在多元化的控股股东代理成本问题，代理问题尚未严重到完全抵消多元化带来的好处的地步，故而没有显示出损害业绩的迹象。通过比较检验，进一步证明了相对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对公司业绩的损害显著更轻。在拓展性检验中，没有发现中央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在多元化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区别，说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集团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的代理问题都比较严重，代理成本都比较高。　　本文的研究主要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本文提供了多元化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直接经验证据。尽管大量的文献指出公司多元化行为中存在着经理人谋取私利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间接的角度加以检验。基于Ang等(2000)提出的经理人代理成本的计量方法，本文从过度消费、资金使用效率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多元化与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关系，发现多元化与经理人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多元化的经理人代理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其次，本文提供了多元化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直接经验证据。在上市公司的两类代理问题中，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对公司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种种迹象显示，多元化可能也是控股股东掠夺上市公司的途径。通过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文献的回顾，本文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角度探讨了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发现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多元化的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第三，本文提供了不同类型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经济后果及其动因的新的经验证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与经理人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国有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在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里，没有证据显示多元化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关系。说明在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里，多元化成为经理人谋取私利的途径;在国有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里，多元化更成为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渠道。由此为不同类型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经济后果及其动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