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不协调性、不平衡性和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阻隔。经济绿色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议题中的关键。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经济是转变的核心。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并且在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产业绿色化结构调整优化等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是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我国目前绿色金融多个细分市场刚起步,整体体系仍不够完备,效率还待提升。考虑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现状,在其发展过程中,绿色政策的扶持起到助推作用。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绿色金融体系完善化。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施行,绿色税收政策全国统一展开。本文基于绿色政策发展背景下,绿色财税政策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效率是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将绿色金融体系效率定义为企业污染对绿色金融资源的约束程度,将绿色财税政策按照通常划分,从绿色税收和绿色财政投入两方面考虑,其中,绿色税收政策指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费改税”政策,从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绿色财政投入政策是指政府以财政方式向环境保护、绿色领域投入的资金,用于改善环境、建设环境、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从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角度,对绿色税收政策作用于绿色金融体系效率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绿色财政投入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环境建设效应和环境治理效应维度,对绿色财政投入政策提升绿色金融体系效率的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之后本文对我国绿色税收政策、绿色财政投入政策和绿色金融体系效率现状进行了现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体系自身效率不高,绿色金融需求端满足度低,从绿色税收政策改革历程和绿色财政投入额度的变化过程来看,绿色财税政策提升绿色金融体系效率具有现实依据。实证研究部分,本文根据污染性企业需求端外源性融资满足程度对企业污染成本的敏感性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效率的实证模型,发现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自身效率还不够高;对绿色税收“费改税”政策建立模型,添加政策变量和污染行为的交互项,发现2018年后绿色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的原因是绿色税收政策的实施,而绿色税收政策实施效果有地区差异;添加绿色财政投入变量和污染成本的交叉项,发现绿色财政投入政策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效率提升也有促进作用,通过绿色财政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效应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受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管理的原因,目前环境治理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同时本文也发现了绿色财政投入政策具有地区效应、持续性和滞后性;在绿色税收政策和绿色财政投入政策的协同性上,本文发现二者的协同效应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结论,本文建议:第一,增强和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市场供给方加强全方位市场建设,丰富创新绿色产品形式,需求方强化环境责任公开披露,促成公开透明高效市场体系。第二,重视绿色政策引导与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内在关联,将环境成本、生态保护引入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过程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布局。第三,在不同地区、行业间实行差异化的绿色政策。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实行差异化的绿色金融促进政策,缓解区域差异;为重污染行业提供政策优势,加快重污染行业绿色化转型步伐。第四、发挥绿色政策间协同作用。兼顾不同政策对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的作用机理,强调绿色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全方位的绿色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