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监护制度发源于罗马法,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制度。20世纪以来,随着人权思潮的普及,监护理念的不断更新,成年人监护制度也在进行变革。我国《民法典》确立了成年人监护制度,但是未形成体系化的规定。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监护模式、行为能力判定标准以及监护监督机制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不仅理论上具有研究的价值,并且对该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为形成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本文在对该制度进行简单概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域外案例进行分析,将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涉及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的优先使用顺序予以明晰,也就是说,对于被监护人自身意愿的尊重,应当作为首先使用的原则,应当被优先考虑,如若被监护人自身的意愿无法知晓,随即适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通过对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进行梳理,针对行为能力宣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进一步明确我国存在司法鉴定机关对行为能力判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借鉴美国的民事行为能力判断标准,以期在我国建立一套统一的判断标准体系。除此之外,由于国际人权思想的普及,我国的单一监护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发展需要,故提出增设“协助决定”监护模式的建议。对于成年人监护制度实施的保障方面,我国的监护监督规则也面临着不完善的窘境,所以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监护监督规则也十分必要。法院作为监护监督的主体,在监护监督中应当承担着统筹全局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基层法院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的所有事项及时进行审核,所以应采用公力监督和私力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方式,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用“监护登记”的事前监督和提起监护人撤销之诉的事后监督共同发挥作用的监护监督方式,从而全面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