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編纂的《國朝獻徵錄》是一部傑出的明代傳記史書,篇幅宏大,體例嚴謹,廣徵博引,內涵豐富,共一百二十卷,最早付梓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共六卷,收錄了明代158位兵部官員的165篇傳文,上至尚書,下及主事,尊卑俱載,善惡並列。焦竑在編纂此六卷時廣泛徵引明人文集、《明實錄》、地方志等文獻,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不僅生動記錄了兵部官員們的生平履歷、喜怒哀樂,也客觀展現了明代兵部的建置職權與施政情況,對於研究明代的政治、軍事史有重要意義。目前《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尚未被學界深入研究,故筆者在點校的基礎上,對其展開全面探究。本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研究,具體內容如下:緒論介紹選題緣起、《國朝獻徵錄》與明代兵部的研究現狀、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紹焦竑與《國朝獻徵錄》的編纂。焦竑曾以修撰之職參修國史,而後修史事中輟,焦竑便將“備一代之信史”的理想付諸《國朝獻徵錄》。《國朝獻徵錄》的編纂遵循著極嚴謹的義例,以《兵部》《南兵部》而言,則有“北多南少,先北後南”、“尊卑並載,先尊後卑”、“善惡俱列,以善為主”等一系列編排準則。在史料的擇取上,《國朝獻徵錄》廣採明人文集、《明實錄》、地方志等各類文獻,審慎取捨,博收眾長。在大體保留文本原貌的前提下,焦竑對所徵引傳文作了少量合理的改動,如補全傳文標題中的傳主姓名,以便於讀者精準檢閱等。此外,《國朝獻徵錄》也具有一般古書的通病:在抄錄、刊印的過程中產生了衍脫)倒等)誤。第二章是《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與《明史》相關內容的對比研究。通過與《明史·七卿年表·兵部尚書》進行比較,進一步映證了《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按末任官職統屬人物的編排方式,也考察出《七卿年表》的某些疏漏。《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所收158位兵部官員中有69人在《明史》中無傳,對歷史人物的取捨反映出兩書在立傳標準、歷史觀念等方面的不同。細讀《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與《明史》俱收的89位傳主的傳文,可以發現兩者在行文中存在差異:史實互有隱沒、敘事細節有異、文本詳略有差、人物指稱有別,究其緣由,在於《國朝獻徵錄》與《明史》不同的修史立場、史書性質。第三章以《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為中心,探討明代兵部的施政情況。洪武十三年廢丞相、陞六部後,兵部職權擴大,成為明朝最高軍事行政機關,主掌全國軍政,其機構建置、人員配備也漸趨完善。明代實行以文馭武的國策,兵部官員皆為文官,以文官來統領軍事,並非良策,實為防止武將擅權亂政的無奈之舉,故而造成了明代兵部官員往往所用非人、選調混亂等消極影響。為確保皇權獨尊,明朝兵部雖主掌軍事而不能獨掌軍事,兵部的政務運行要受到內閣、言官、宦官、武將等多個群體的掣肘,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有明一代,戰爭頻仍,動蕩不安的時代呼喚著能征善戰的軍事人才。為保家衛國、建功立業,文官群體中的有識之士開始主動埋首兵書、研習兵法,以提陞軍事才幹,文官習武之風由此形成。明朝兵部官員多以科舉為入仕途徑,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響,因而他們在軍務處理中常常表現出“以民為本”的傾向,多有愛民佑民之舉。結語再回顧全文,對明代兵部官員所起的作用進行客觀評價。下編是對《國朝獻徵錄》之《兵部》《南兵部》六卷進行標點、校勘的整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