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绿色化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是生态文明时代法治建设的目标。囿于“利用”的理念,我国许多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不断缩小乃至灭绝。而今,人工繁育技术的发展给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带来了转机,但“无序化”的“利用”行为以及相关法律规制的“真空”地带使得我国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问题重重。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开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2020年10月13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进入快车道发展时期。经过两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202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好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特殊主体,其法律定位,制度设计及保护措施的适当性是衡量现代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理念,立法技术及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何谓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必要性是什么?现有制度是否存在不足?如何完善现有法律制度?等等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本文通过考察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相关司法案例,发现我国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制度存在立法理念偏失,行政监管不力及司法衔接性不足等问题,提出应当从纠正立法理念,细化行政监管制度、提高司法契合性等方面完善人工繁育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除引言和结语外,文章分四部分展开论述,依序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理论基础;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现状;我国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制度检视;完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路径。文章首先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进行概念界定,提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仍然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其次,通过对涉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一百个案例进行分析,探寻我国现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立法保护现状（死体问题不受重视、犯罪主体较为特殊）、执法保护现状（执法破坏人工繁育种群、许可证办理不及时、对社会监管不充分）、司法保护现状（定罪标准不统一、《CITES公约》成为定罪主要依据、量刑标准不统一）。再次,通过第二部分保护现状检视我国现阶段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制度,发现存在以下问题:立法层面上存在福利制度缺失、名录更新缓慢、社会参与机制不成熟等;行政监管层面上存在标识制度不健全、许可证市场准入门槛低、政府部门缺乏协同执法;法律责任方面存在各相关法律制度契合性不足等弊端。最后,探寻完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路径:在立法层面,采用“限制利用”的立法理念,完善动物福利制度的立法,加快各名录更新的时效性,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制度;在行政监管层面,加快专用标识的全面普及,严格许可申请的条件,推进政府主导下的协同治理;在司法适用层面,完善责任制度,统一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例的刑法适用范围和量刑尺度,把《CITES公约》作为科学的执法依据,加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