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私营部门和企业家精神逐渐兴起,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熊彼特（Schumpeter,1934）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缓解就业问题,有利于驱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那么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从复杂的宏观环境中识别出来并针对性地加以引导以实现有效促进企业家精神是有必要的。现有理论认为经济环境的优化能有效推动企业家精神,作为近些年来一项举足轻重的制度安排,城市群政策的实施已经成为我国推动经济环境优化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得以通过城市间更加频繁的相互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会提高城市集群程度,促进更加统一的内部市场的形成,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实现。在此背景下,探讨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批复的多达11个《城市群发展规划》在促进企业家精神发展上的成效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为国家希冀通过规划来促进城市群发展进而实现经济蓬勃增长提供经验支撑,而且能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提供有益思路。本文以推进城市群发展为目标的中央政府《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作为城市群形成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从创新和创业两个角度检验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量与质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表现为纳入城市群发展规划后,一方面单个城市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总量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城市间企业家创新精神差距得以缩小,考虑稳健性之后亦然;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捉对策略”验证了非制度因素（方言）有助于制度因素（城市群政策）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认为这主要源于地区间科技与知识交流的深化及创新绩效的增加均需要顺畅的沟通与交流,而方言一致性对沟通成本有一定的影响,方言一致带来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传、帮、带”协调机制,从而有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差距的缩小。（2）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这种正向效应会通过市场潜力扩大和资本集聚起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央政府出台的“国字头”城市群政策规划文件站在全局角度引导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体化市场建设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市群内部省份及城市间的行政性壁垒带来的“边界效应”,让城市群内不同省份间的城市可以以更低的运输和交易成本进入彼此的市场,使得纳入城市群政策规划的城市所面临的潜在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而推动创业活动的发生;另一方面,城市群政策有利于弱化城市间的市场分割,降低城市间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本向城市群内集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增大企业家创业的可能性。（3）不管是对创新,还是对创业,城市群政策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就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言,各城市群发展规划所涵盖的区域前期发展程度高的相对于发展程度低的、非中心城市相对于中心城市,城市群政策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而就企业家创业精神而言,城市群政策促进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存在异质性,城市群政策对中小城市的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大城市次之,而对超大及特大城市则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提出如下三条政策建议:第一,对于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的剩下八个城市群的发展要注重发挥国家级规划的纲领性作用;第二,未来对城市群发展进行统筹规划时,除了对地理距离加以考虑之外,还应注重考察方言等文化距离的影响;第三,积极探索资本和人口等要素“城市群共享平台”的建设,通过“共享平台”引导那些向城市群集聚的要素和资源在群内城市之间合理配置,从而进一步强化资本和人口集聚的正外部性,推动城市群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