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阿登纳保守政府审时度势,接受战后新秩序,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外交国防问题上与北约秉持一致敌视苏联和东欧的对抗性原则,成为反社会主义先锋,在五六十年代先后重新武装联邦国防军、加入北约和图谋核武装。此举引发国内和平民众强烈不满,在二十年内发起多次和平运动。整体来看,1979年之前的和平运动,保守倾向明显,规模小,成就有限,缺乏能系统批判政府安全政策的思想武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在科技革命助推下,重塑了产业和社会结构,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在国内经济的比重地位日益提高,悄然形成一个受教育良好的新中间阶层。新阶层受益于物质丰裕时代,生发出的后物质主义思想与父辈迥然,更加关心新时代的社会问题。在70年代缓和期,社民党大力资助和平研究以支持“新东方政策”,和平思想广为传播,出现了质疑北约安全政策的声音。70年代末,美苏关系再度恶化,“双轨决议”出台和“新冷战”爆发,使和平问题成为联邦社会各阶层乃至欧美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新和平运动在欧美猛然崛兴。新时期联邦德国和平运动中的代表性运动大致可分为联邦层面的反“双轨决议”大规模运动和地方层面的多元化反核运动。两个层面的运动在时间上互有重合,形成了交相辉映的情景。在联邦层面,议会外新左派联合众多国内外和平人士、团体达成跨国合作,反对政府安全政策,在中心城市开展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随后运动又成立两个独立性较强的松散联盟组织,即协调委员会和行动会议,以期更好地管理和指导运动。大规模运动在1983年秋季达到顶点,虽对联邦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但未完成阻止导弹部署的短期目标。之后,运动重心从大都市转向地方,各组织纷纷在地方基层开展和平运动。自1979年以来,基层组织团体在地方实施多元替代性安全策略以反对政府的导弹政策,具有极强的自治性。总体而言,联邦德国七八十年代新和平运动虽未实现阻止北约部署潘兴-Ⅱ和陆基巡航导弹的短期目标,但依然在联邦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内,新左派团体以反威权和反体制的自治精神,公开批评质疑国家安全政策,促使社民党调整政策,推动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加快联邦德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国外,联邦德国和平运动不同程度影响了运动期间的美苏核军控谈判进程和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加速了冷战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