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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理论平台。相比之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研究还处在新兴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宝贵的研究经验。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的同时，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发展历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和范式转换的研究，成为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文首先从当下学术热点问题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范式”一词的概念分析入手，尝试予以哲学范式以明确的定义、规范其研究路径，从而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然后，本文重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和发展的关键点，分别介绍了马、恩、列经典作家、前苏联学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在历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发展的总体性与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本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塑史的原则，分析探讨了各种哲学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建构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最后，在新时期新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哲学分析，试图凝练出其逻辑线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提供新的方向。
本文分五个章节展开论证: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特征和内涵。首先从库恩范式概念引申出哲学范式概念，并将其置于哲学研究中考察其合理性。在对哲学范式的论证完成之后，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合理性展开论证。在论证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这一基本观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立足于“论从史出”，结合历史中存在显现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进行本质的界定和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本质就是历史中生成的哲学体系。
第二章主要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范式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关于范式的直接表述，但可以通过考察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考察中会发现三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出发进行这一认识的。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时，更多地关注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运用从外在体系向着合理内核的层层剥离法，发现内涵着“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然后对其进行唯物主义地颠倒使之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改造的终极目的在于创立唯物的实践的辩证法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原因正在于哲学体系的构造者黑格尔自己所讲:“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恩格斯不仅一般地反对哲学体系的封闭性原则，即反对拒绝外部现象的纯粹意识的任意构造，反对随意堆砌材料以“完善”内容而忽略用逻辑统筹材料的臆想，而且指出科学对待、正确认识以及合理建构哲学体系的一般原则，即坚持从辩证法与外部现象的联系中去理解哲学体系。在论述中还对马克思、恩格斯二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看法上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作了说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一般的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深刻思想，后来学者们多以这个原则来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范式的由来和发展。斯大林的哲学代表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尽管后来苏联学者为这种传统范式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两大部分、四大块”的范式结构依然延续下来，对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苏联传统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把握不同，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强调从“方法”的意义上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把它当做教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苏联模式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产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理论示范作用，直至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面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经典研究范式。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分化、重建历程以及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架构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体系呼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传统研究范式一经建立便又面临着被改革的境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提出两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一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一是人学范式。这两种新型范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背景，是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尤其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对话的平台上对传统范式的反思和创新。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研究范式建构的贡献和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型逻辑——人、实践和辩证法的“三位一体”。人、实践和辩证法的“三位一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的现实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新逻辑的建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本文首先从当下学术热点问题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范式”一词的概念分析入手，尝试予以哲学范式以明确的定义、规范其研究路径，从而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然后，本文重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和发展的关键点，分别介绍了马、恩、列经典作家、前苏联学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在历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发展的总体性与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本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塑史的原则，分析探讨了各种哲学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建构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最后，在新时期新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哲学分析，试图凝练出其逻辑线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提供新的方向。
本文分五个章节展开论证: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特征和内涵。首先从库恩范式概念引申出哲学范式概念，并将其置于哲学研究中考察其合理性。在对哲学范式的论证完成之后，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合理性展开论证。在论证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这一基本观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立足于“论从史出”，结合历史中存在显现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进行本质的界定和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本质就是历史中生成的哲学体系。
第二章主要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范式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关于范式的直接表述，但可以通过考察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考察中会发现三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出发进行这一认识的。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时，更多地关注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运用从外在体系向着合理内核的层层剥离法，发现内涵着“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然后对其进行唯物主义地颠倒使之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改造的终极目的在于创立唯物的实践的辩证法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原因正在于哲学体系的构造者黑格尔自己所讲:“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恩格斯不仅一般地反对哲学体系的封闭性原则，即反对拒绝外部现象的纯粹意识的任意构造，反对随意堆砌材料以“完善”内容而忽略用逻辑统筹材料的臆想，而且指出科学对待、正确认识以及合理建构哲学体系的一般原则，即坚持从辩证法与外部现象的联系中去理解哲学体系。在论述中还对马克思、恩格斯二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看法上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作了说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一般的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深刻思想，后来学者们多以这个原则来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范式的由来和发展。斯大林的哲学代表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尽管后来苏联学者为这种传统范式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两大部分、四大块”的范式结构依然延续下来，对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苏联传统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把握不同，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强调从“方法”的意义上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把它当做教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苏联模式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产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理论示范作用，直至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面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经典研究范式。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分化、重建历程以及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架构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体系呼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传统研究范式一经建立便又面临着被改革的境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提出两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一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一是人学范式。这两种新型范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背景，是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尤其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对话的平台上对传统范式的反思和创新。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研究范式建构的贡献和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型逻辑——人、实践和辩证法的“三位一体”。人、实践和辩证法的“三位一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的现实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新逻辑的建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