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我国重大国家战略,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之一。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既是我国对国际的庄严承诺,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城市作为我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样也是实施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重要载体。探究中国碳达峰的形势及路径研究,在丰富碳达峰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可为不同类型城市长远的政策制定以及预期目标的设定提供依据,为城市尽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致力于回答在基准情境下,哪些城市能够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未能实现2030年达峰目标的城市如何寻求达峰路径的问题。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外部性、可持续发展、环境库兹涅曲线假说等理论,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碳排放和城市碳达峰的现状,并以城市碳排放量（CO2）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GDP）、城镇化率（Urb）、二产占比（Indus）、煤炭消费量比重（Coal）、外商直接投资（FDI）、绿色创新水平（eff）、人口（Pop）为解释变量,运用可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城市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加以分解;其次,根据各因素未来发展趋势设置基准情景参数并运用蒙特卡洛方法对选取的未达峰280个城市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模拟,区分不同城市能否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最后针对未实现2030年的45座城市为案例样本,划分为高、低碳排放组,从城市化水平、城市绿化率、绿色创新能力、能源消费效率、能源消费结构、贸易开放程度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方法,研究因素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对碳减排率提升的作用机制,进而探寻该类城市的碳达峰路径。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来看,影响城市碳排放程度的大小依次为绿色创新能力（Eff）、能源消费强度（Coal）、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口（Pop）、产业结构（Indus）、对外开放程度（FDI）、城镇化率（Urb）。（2）从城市碳达峰时间分布来看,深圳、昆明、丽江均在2010年,宁波、惠州则于2015年实现碳达峰,重庆则处于平台期;在基准情境下,上海、广州、厦门、南京等98个城市可于2020-2025年实现碳达峰;贵阳、西安、西宁、哈尔滨等137个城市可于2025-2030年实现碳达峰;乌鲁木齐、沈阳、乌海、包头等45个城市无法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3）从城市碳达峰的路径选择来看,高碳排放组城市中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与贸易开放程度是实现有效碳减排核心条件,也是该类城市实现碳达峰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条件;低碳排放城市组中,仅能源利用效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是推进该组城市碳减排的首要驱动力。高碳排放城市组可以有效通过“能源驱动”型、“能源利用-外商投资协同驱动”型和“能源利用-其它要素协同驱动”型三条路径,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尽早实现城市碳达峰目标;对于低碳排放城市组而言,构建以“绿色创新-贸易开放程度协同驱动”型、“绿色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协同驱动”型和“绿色创新-能源结构协同驱动”路径,发挥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核心作用,增强绿色创新能力,可有效促进城市碳减排目标,尽快实现城市达峰目标。（4）从不同路径选择的覆盖度来看,对于高碳排放组城市样本来说,“能源驱动”型、“能源利用-外商投资协同驱动”型和“能源利用-其它要素协同驱动”型三种路径分别可以解释76%、74%和84%的城市样本的碳减排率提升,对于低碳排放城市组而言,“绿色创新-贸易开放程度协同驱动”型、“绿色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协同驱动”型和“绿色创新-能源结构协同驱动”型三种路径分别可以解释40%、35%和36%的城市样本的碳减排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