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研究中，“事件句”进入语法研究术语的历史并不长，可以看到很多零星的观点涉及“事件句”，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明确的研究方法。将其引入语法研究后，有许多尚未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古代汉语研究领域中应用这种视角系统地进行语法理论研究尚未有人涉足。因此，对它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事件句”研究视角为汉语语法理论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对汉语语法教学实践也大有裨益。本文在前修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左传》事件句进行穷尽式的分析研究，厘定事件句的定义，总结出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时所用的“事件句”成立的构成要素的显性表现形式。中西方语言类型迥异、各具特色，其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归纳出适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不是一篇论文、一人之力所能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并希望自己在古代汉语事件句方面的研究能为之尽绵薄之力，这是本文的终极目的。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对“事件句”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简要介绍与述评。Langacker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提出的“界”的观点给我们思考汉语独特的事件结构以很多的启示。界限设置在认知语言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主要指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具有一定边界的认识。语法可以概括为从事件结构到句子结构的映射规则集合。客观世界的“有界”与“无界”投射在词和词组层面就是词和词组的有界性和无界性的差异，投射在句子层面就是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差异。句子在有界和无界上的差别是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分水岭。这一章中即是应用此种理论，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展开对“有界”、“无界”、“事件句”、“非事件句”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进行简单述评。第二章以《左传》为语料，厘定了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含义，并为了在句法上容易把握，给出了一些显性判别标准，将事件句界定为在不依赖情景语境和上下文的支撑下，表达一个独立的、有完整的起讫点的现实的事件，具有交际自立性的表述性始发句(排除问答句、后续句、包孕句等)。对事件句判别依据提出了一些显性的判别标准，包括数量范畴，主语定指，时体范畴，表示完结意义的动词，处所、方位范畴，“非终结性动词+终结性动词”构成的多动结构，并说明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范围。与之相对，不具备上述定义要点的，也即不能独立的叙述一个完整的现实事件的句子是非事件句，对于影响非事件句成立的因素，我们也提供一些显性判别标准，主要是非叙述范畴、非自主动词范畴、主观评价范畴、情态范畴、进行态范畴、惯常体范畴、否定范畴。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左传》事件句成立的语义角色及其分布。一种语言究竟应该划分多少语义角色（即语义格）很难确定，不同学者列出的语义角色清单大不相同，少则三四五六种，多则几十种，我们依据各家的分类并参考《左传》专书的特点，从名词性成分与谓词的关系出发将这些名词性成分的语义类别分为施事格、受事格、与事格、处所格、时间格、对象格、兼事格（施事兼受事）、方式格、工具格、凭借格、结果格、方位格、数量格、原因格、目的格、凭借格、范围格十六种类型。根据《左传》专书语料，我们从句子的构成单位考察组成《左传》事件句的语法形式上的要求是什么，并从语义功能的角度出发分析出《左传》事件句的语义角色及其分布特征，分析出哪些语义角色是构成《左传》事件句的核心格，哪些是构成《左传》事件句的外围格，目的是挖掘出《左传》事件句得以成立的潜流于表层现象之下的深层框架。由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构成《左传》事件句的语义角色中，施事格、受事格、处所格、时间格、对象格所占比例最高，他们处于核心格的地位，其他的语义角色处于外围格的地位，并解释了将这些语义角色区分出核心格和外围格的原因所在。第四章着重描写出《左传》事件句到现代汉语事件句语义角色分布的嬗变，初步勾勒出一幅构造《左传》事件句时语义角色分布的图景，并重点描写《左传》事件句有异于现代汉语汉语事件句的语义角色的组构、分布特点。通过分析对比看出，较之《左传》事件句，构成现代汉语事件句的语义角色最大的特点是有大规模前移的趋势，并且多用介词介引，构成状语然后置于谓语之前。先秦时期，处所格、方位格、对象格、工具格、方式格、原因格、目的格、动量格、时量格大都位于动词后面，这些成分前移后使动词或动词性结构的位置相对后移，核心动词居后的趋势增强。本章的目的是希望今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化对汉语事件句特点的认识，使汉语事件句的建构能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更具有类型学视野以及与其他语言的可比性。第五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推衍和论证了《左传》事件句与现代汉语事件句语义角色分布位置发生嬗变的原因。第一节探讨了动补结构的产生及致使性语义框架由集中到分裂的转变。现代汉语对于“致使”语义框架的处理方式倾向于分解，将“方式”和“结果”分离开来，而《左传》事件句则倾向于将“方式”、“致使”和“结果”合并起来，压缩进同一个动词里边。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对句法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二节讨论了谓语动词后所关涉的语义角色的数量由多个到一个的转变。《左传》事件句中受事格、与事格、对象格、处所格、方位格、工具格、方式格、原因格、目的格都能分布在动词之后，这样动词之后可以同时出现两个或更多语义角色，而现代汉语动词后只能出现一个角色（极少数能带双宾语的封闭动词除外）因此现代汉语则把上述动词后面能够带两个宾语的形式拆解分离开来，通过增加动词或介词，避免两个宾语同时出现在动词的后边。第三节讨论了介词的衍生与兴替促动语义格分布位置的前移。《左传》事件句中介词短语居后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事件句中大多变成了介词短语移到动词之前。第四节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阐释了古代汉语的时间空间化。第五、六两节讨论了数量格不同分布位置的原因。（一）“名+数”和“名+数+量”中数量格与名词的关系并不紧密；“数+名”和“数+量+（之）+名”中数量格与名词的关系紧密。（二）“数+动量”式强调动作和结果的关系；“动量+数”式则是纯粹表示动作进行的次数。（三）“时量+动词”多用以表示非实在的动作；“动词+时量”多用以表示实在的动作。第六章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也指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和尚待完善的地方，并且对后续研究做出了规划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