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民生福祉是区域发展的根本目的,以较小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代价实现人民福祉水平提升是新时代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本论文在剖析生态福利绩效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测评框架,建立了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定量测度了2007—2019年鄱阳湖区各县区的生态福利绩效,并对2007—2019年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探究,最后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了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2007—2019年,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滨湖区生态福利绩效呈上升趋势,环湖外围区生态福利绩效自2016年却呈下降趋势。以2014年为分界点,2014年之前滨湖区与环湖外围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差异缩小,但2014年之后其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差距扩大。（2）2007—2019年,鄱阳湖区高水平生态福利绩效的县的数量不断增多,空间上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区的西北部和东南部。（3）2007—2019年,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空间差异持续缩小。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滨湖区和环湖外围区的内部差异,且滨湖区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内空间差异大于环湖外围区。在空间差异演变趋势上,滨湖区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差异持续缩小,环湖外围区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差异自2016年有所扩大。滨湖区、环湖外围区内部低生态福利绩效县区对高生态福利绩效县区均具有“追赶效应”,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4）环湖外围区内部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差异在于流域间差异。其中,长江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县际差异最大,饶河流域最小,抚河流域与其他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异较大。鄱阳湖流域、赣江流域、信江流域、饶河流域、修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绝对β收敛,而长江流域不存在绝对β收敛。（5）城镇化是促进鄱阳湖区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鄱阳湖区整体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社会性支出水平对不同县的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