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术事实的查明及认定是法官审理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难点和痛点。为了弥补法官的专业短板,并改善诉讼延迟的现状,我国在借鉴域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确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其中技术调查意见是技术调查官的职务工作成果,也是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核心内容,对发挥技术调查官制度的预期功能及效用具有关键影响。近年来,随着技术调查官在实践运用中的日益广泛,技术调查意见的正反效用也逐渐显现。法官查明认定案件技术事实的精度和效率在技术调查意见帮助下不断提高的同时,技术调查意见的性质效力、公开性、科学性等方面的争议也愈发强烈。由于现有立法下有关技术调查意见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粗糙,引发了理论上对技术调查意见性质是证据还是参考意见的争议。技术调查意见设立之初衷为协助法官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帮助当事人证明案件技术事实,故将技术调查意见定位为参考意见更符合制度原意。此外,技术调查意见的实践运行不仅关乎法官技术事实认定的专业性,也牵动着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当前技术调查意见不公开,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诉讼延迟,但在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上确有疏忽。技术调查意见之运行应注意诉讼效率和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平衡,在兼顾效率的原则下适度公开技术调查意见,并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辩论的权利以全当事人听审请求权之要求。本文除引言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技术调查意见适用问题检视。首先,技术调查意见在实践中的运用呈现出畸高的采信率以及对鉴定意见的隐约排斥性,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技术调查意见裹挟法官判断的质疑;其次,技术调查意见的不公开模式遮蔽了当事人视角,当事人可能遭受裁判突袭且相关救济名存实亡;另外,监督主体的单一与方式的随意性导致技术调查意见濒临监督失灵的危险;最后,技术调查官来源和类型的参差也影响着技术调查意见的质量,使其科学可靠性面临诘问。第二部分,技术调查意见的性质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对技术调查意见的性质界定模糊,理论界也存在证据说、参考意见说等观点。技术调查意见不是法官依职权收集的证据,更不具备证据所应有的证明功能,故技术调查意见不是证据。技术调查意见是服务于法官的专家意见,法官对技术事实之认定不受技术调查意见分析见解之拘束。因此技术调查意见之性质定位应为参考意见。此外技术调查意见的参考属性并不局限其公开性,参考意见说下技术调查意见并不必然不能公开。第三部分,技术调查意见的公开性探究。技术调查意见制度的价值导向影响着技术调查意见的公开性选择。诉讼效益的价值追求与技术调查意见不公开审查相契合,也暗合了技术调查官制度经济性。但当事人权益保障是听审权请求权之要求,技术调查意见公开有益于当事人听审请求权之实现。观之域外法,英美法系相关国家充分开示专家意见并给予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我国台湾地区也从绝对不公开技术调查意见转变为相对公开,以避免当事人遭受突袭性裁判并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实体及程序利益。在我国当前状况下,不应以促进诉讼、提高经济性为由,妨碍对妥当、公正的价值追求。公开技术调查意见并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辩论的权利更符合对公正的追求。并且公开对其审查有利于法官形成科学的心证、抑制法官采纳技术调查意见的恣意性,也符合当下司法公开的内在要求。第四部分,技术调查意见制度的具体完善。第一,探索建立技术调查意见审查标准,促使法官加强对技术调查意见科学性的实质审查;第二,在兼顾效率和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前提下,构建技术调查意见适度公开程序;第三,完善技术调查意见监督路径,以回应司法监督要求;第四,优化技术调查官的管理运用,以确保技术调查意见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第五,加强与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相互配合,以求实现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查明体系的分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