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这项从我国奴隶时期就已有的惩罚方式，一直到今天还植根于执法者以及普通民众心中。中国人迷恋示众，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缺乏应有的追问与反思。从法律文化和传播文化来分析作为惩罚的示众，就是为了理解其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的诞生和嬗变过程，理解其与司法传统、社会心理、人权观念、正义要求等问题的互动和共生。按照身体的聚集状态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示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狭义示众的身影始终存在。它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情结，甚或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古代的死刑当中，斩首、腰斩、绞缢等都是公开行刑，具有示众内涵。除了处决示众以外，作为耻辱刑的示众更加常用，在历史上大约出现过明刑、枷号刑和去衣杖臀等。这些惩罚为示众者打上了“越轨者”和“外人”的标签。到了近代，“文化大革命”将公开处理、公开逮捕、公开审判等一整套政治法律话语发挥到极致。在当代，这些示众行为虽经过批判和反思，但却屡禁不止。分析其原因，我们发现官方示众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戏剧隐喻。我国历来盛行重刑主义，秉持刑罚的一般预防论，无论官方抑或民间都迷信刑罚的警戒性和正面效应。同时其背后还蕴含着仪式性的宏大叙事，它意味着法律加冕和国家想象，法律知识普及和身份确认，也彰显着执行者的话语权。它不断强化着我们对于法律、国家和个人身份的共识。官方示众行为的存在，还有中国普遍社会文化心理在背后作支撑。其中既包括国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性格的社会取向而非个我取向之原因，也包括在漫长历史中儒家文化内观性的失落和外在性的膨胀、国人对羞辱的恐惧和注重面子的心理。基于此，官方人士很可能认为唯有公开惩罚，才能维护社会秩序、重建道德良知。老百姓对于示众的接受度也比较高——他们认同这种公开展示所带来的道德教化和示范作用。同时民间盛行的示众行为，则是私刑文化的滥觞。私人暴力仪式的诉求是即刻正义的实现、公共秩序的维护、压抑暴力的释放和个人的教化改造。民间的示众行为丰富多样，是中国刑罚想象力的展现，但是主要的核心形式还是游街、挂牌示众、当众罚跪、当众行刑等等。示众从来不乏看客，喜欢看戏的中国人有一种戏剧偏好。同时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让我们缺乏社会头脑、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示众者只要与己无关，就无需同情和愤怒。而在这种社会关系逻辑的另一面，则是家庭制度对个人主义的反动。在家庭制度下，被剥夺和压制的隐私观念，助长了示众的合理性和人们偷窥的欲望。而且，儒家伦理所培养的理性与克制，让中国社会缺乏“狂欢节式”的酒神文化——戏谑主流价值、有着交替和变更精神的民间文化。中国的一元文化，让单性思维的人们若要与“离经叛道”者划清界限，就很难对示众者抱持应有的人道主义态度。儒家的性善论让人们不敢公开谈论或承认暴力，然而在示众的暴力仪式中，我们发泄心中孤独的暴力，却不会遭受审查。与此同时，广义的示众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借助大众传播来完成的信息惩罚。对道德失范者、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者信息的公开传播，让其接受舆论的审判与惩罚，其本质也是示众。狭义的示众助长了广义的示众，示众文化是对“流言碎语”等信息惩罚方式的无形鼓励。这种受到鼓励的宣扬过错的舆论氛围，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则造成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媒介示众，也造成了对隐私的极大侵犯和对人权的忽视。示众文化，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中穿梭交织，又有中国的法律文化、民间私刑文化、传播文化、民众社会心理等问题相互交融、影响和渗透，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文化网络。我们可以透过示众文化，来理解中国当今很多司法现象和传播现象，示众与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