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舶来品的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该怎样具体构建,即在单位犯罪中企业合规制度对企业定罪以及量刑应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使其符合我国本土国情,解决我国本土问题,是当前我国刑法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刑事合规问题研究的基础。本文认为企业合规制度应成为出罪事由以及法定量刑减轻情节,根据合规制度实施程度的不同,其分别对定罪以及量刑两方面产生影响。首先,在是否影响定罪方面,企业合规应作为出罪事由,即坚持肯定改良说。其一,否定说具有缺陷。该阵营学者所提出的企业合规制度消极性、妥协性以及道德性,具有不合理之处。其二,肯定说存在不足。该类学者提出应通过严格责任理论、监督过失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来引入刑事合规制度的观点,与我国相关制度具有不协调之处。其三,坚持肯定改良说。在引入“组织体责任”理论的前提下,结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企业合规制度的有效运行可对犯罪故意以及过失进行否定,即可作为认定单位不存在主观犯罪意图的依据。企业合规制度阻却“责任”要件,因此不应对单位归责,单位不构成犯罪,企业合规作为出罪事由影响定罪。其次,在是否影响量刑方面,企业合规应作为法定量刑减轻情节,同时不合规不应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其一,企业合规制度应作为法定量刑减轻情节。企业合规制度有利于实现特殊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目的,其事后有效的合规管理足以证明该企业的再犯可能性低,影响企业的预防刑,从而影响宣告刑,因此将其规定为法定情节更贴近企业合规制度的本质特征。其二,不实施合规制度不应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从自由保障视角出发,企业是否建立合规制度是企业的权利而非义务。从合规阻力视角出发,企业合规制度的推行在我国有来自于传统观念方面以及现实合规成本方面的巨大阻力,加重情节不利于合规制度的推行。从刑事政策视角出发,我国对企业犯罪持“重保护、轻惩罚”的刑事政策,将不合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与该方针相背离。最后,企业合规制度与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相衔接。不论在刑事法制度中还是司法实践中,企业合规制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刑法应对企业合规制度作出进一步回应。第一,重构单位犯罪相关规定。刑法应调整单位犯罪概念、刑事处罚体系,以期构建多元化的刑事处罚体系。第二,确定企业合规制度为出罪事由。具体体现为,企业合规制度可否定犯罪故意以及过失,阻却主观“责任”要件。第三,规定企业合规制度为法定量刑减轻情节。主要通过制定单位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方式,将其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