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国家间贸易往来减少,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国工业企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技术进口的依赖,注重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虽然我国创新R＆D投入的增量和增速均稳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与创新成果质量仍然较低,这与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金融资源不能达到最优化配置,金融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错配现象有关。企业的创新活动离不开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当企业自有资本出现缺口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外部融资,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在金融市场上顺利地获得创新资金,所以金融错配现象会阻碍企业的创新行为。为了研究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本文采用了 2010—2020年我国739家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对其金融错配水平进行测算,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两阶段SYS—GMM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然后引入企业寻租和融资约束两个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索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创新投入均值为3.654%,创新产出数量也聚集在较低水平,说明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我国创新扶持政策的不断完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成果产出数量在2018年以后大幅增长,反映出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意识不断提升,但部分传统工业行业的创新产出水平仍然较低,各行业间的创新能力差距较大。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金融错配程度高于中部地区,尽管国家政策向西部地区企业倾斜,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金融资源浪费。第二,就创新投入而言,金融错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其中正向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可能是因为正向金融错配提高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亟需得到缓解。就创新成果产出而言,金融错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抑制了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第三,在传导机制方面,企业寻租和融资约束在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间接效应中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寻租的中介效应占比更大,且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寻租积极性高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所以为了缓解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不仅要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打击企业的寻租行为,还要针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引导其规范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