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第一批农民进城务工,民工潮逐渐形成,我国对农民工的态度也经历了“松动——限制——鼓励”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限制到现在的鼓励农民工进城劳动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快速增加,一大批外来产业工人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从家乡前往大城市或中小城市务工,并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工的主力军——即城市外来产业工人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生活空间、经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矛盾,不同城市针对外来产业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相对不平衡,由此导致不同级别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程度差异。聚居空间和生活方式是外来产业工人“生存”于城市的前提,城市外来产业工人聚居空间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其与城市居民的接触交往,进而影响其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经济条件是外来产业工人立足于城市的重要财政保障,是外来产业工人生活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关系着外来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及居留意愿是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结果,是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本文以社会融合视角切入,通过对石家庄市及南京市外来产业工人及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及部分访谈,研究并比较两市外来产业工人生活状况,发现两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程度差异,分析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普遍机制,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我国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平衡发展。本文第一、二章对社会融合研究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介绍,提出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对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进行综述,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第三、四章分别介绍了石家庄市与南京市调研情况,整理现有数据,分析两大城市外来产业工人聚居空间、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及居留意愿,并针对分析结果得出本文的初步结论;第五章针对上述调研数据分析结果,总结石家庄市与南京市外来产业工人在聚居空间、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及居留意愿几个层面的差异,为下文的分析论证做铺垫;第六章基于石家庄市与南京市外来产业工人各个层面的差异,得出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普遍机制;第七章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并从新型城镇化角度提出本研究对促进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启示。研究发现,石家庄市及南京市外来产业工人在聚居空间经济条件、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及居留意愿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石家庄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处于“二元社区”层面,南京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处于“敦睦他者”层面。文章总结出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普遍机制,即:聚居空间和生活方式是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前提,经济条件是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重要保障,身份认同及居留意愿是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结果。鉴于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程度差异,本文提出物质空间环境及公共政策引导两方面建议,以此来推动不同地区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