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自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已执行有7余年的时间。笔者因就职于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部门,发现由于法律规定的封存条件过于单一化,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被封存犯罪记录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情况堪忧,且曾因犯暴力型犯罪被封存犯罪记录后再犯暴力型犯罪情况时有发生的问题。由此,本文将在分析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模式所存在缺陷的同时,吸收国外成熟模式有益经验,并结合笔者司法实践情况,从对“涉罪未成年人”本人的个性化因素予以关注和考量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建议。本文的导论部分将对文章的选题背景进行介绍,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概述本文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概述,主要涉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涉及的概念界定,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必要性,并阐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设置时需考虑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外成熟立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处理方式的研究,总结出三种典型“前科记录消灭”模式,并对模式形成背景进行具体分析。第三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进行模式化概括,并与国外三种典型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而后分析影响我国模式形成的背景因素,最后结合笔者获取到的实证研究数据及案例,从司法实践角度对我国现行模式予以评价。第四部分是在上文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对现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完善建议:从立法层面,通过设置“实质考察期和考察条件”的方式,以达到降低涉罪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的目的;并且设置“部分暴力型犯罪”排除在可封存范围的“禁止性”条件,以达到预防暴力型犯罪再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目的;从实践层面,拓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阶段,并由检察机关对执行封存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