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是也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面对的一个重大公共问题。从国外的“疯牛病”到国内的“毒馒头”、“三聚氢铵”事件，再到“欣弗”事件等，这些透露出的信息都是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起步早、注重法制、科研投入多等原因，已形成了相对成熟而有效的机制以应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而我国由于起步晚，投入少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等多方面的原因而使得目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是我国政府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的现实依据。本文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并以刑法为依据分析了我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主要类型，得出我国的食药安全犯罪有主体多样、方式多样、智能化等特点。然后又从国内外两个方面研究了我们与国外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上的差别，以期找到我们在监管上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犯罪成因的角度去分析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为何在当今的现实情况会那么的严峻。笔者选用了两个犯罪学的理论进行探究，一个微观的个人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的，前者即是理性选择理论，后者即是文化冲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从犯罪人的个人层面揭示促成其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利益机制：犯罪成本低于犯罪的风险；文化冲突理论则从社会的角度揭示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社会成因：文化冲突是目前我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原因。第三部分，结合前两部的研究结果，笔者从四个大的方面提出对策以治理我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现象：完善法律加大惩处力度、建立全方位有效监管机制、科学技术投入、媒体与民众这两种社会监督力量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