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许可制度是专利法中的例外限制制度,即可以不经过专利权人的许可强制实施其专利。药品强制许可作为其中的一类,其客体药品极具特殊性,药品可及性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安全和幸福,与公众健康紧密相关。专利权的私权属性被赋予药品这种特殊商品后,只单纯保护专利权就可能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专利制度的限制,在药品这种特殊商品上的应用,起着平衡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作用和保护人权维持公平的作用,可实现大幅度降价,提升药品可及性,对于维护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主要根据国际相关条约的不断完善进行更新,没有做出适合国情的细化,强制许可制度至今只停留在纸面,未能运用于实践。法律制度存在启动条件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制度实施程序不完善的问题。与此同时,该制度在国外却不乏实际运用,借鉴外国的法律设计和实践经验,完善我国强制许可制度,提升制度的适用性,是保护人民健康和利益的有效途径。文章第一部分,梳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相关国际条约和我国法律条款的变迁,介绍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因客体的特殊性带来的价值冲突,明确我国强制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目前法律制度存在启动条件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制度实施程序不完善的问题。第二部分分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理论和原则,作为解决问题的指导。制度的理论支撑包括人权和公共健康利益理论、私权限制理论,指导原则包括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第三部分借鉴域外立法和实施经验,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和现实需求,明晰启动条件的概念范围,适当放宽概念解释,提高制度适用的可能性。具体包括对未充分实施这一启动理由,学习印度的多因素判断法,将目前单一的时间判断标准变为多重的包含药品价格、需求数量和是否本地实施的判断标准;对于紧急状态的范围解释不再拘泥于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健康危机,纳入其他法律领域中紧急情况所包含的意义;对公共利益是作为启动的总价值还是理由之一,结合域外立法,从不同的解释路径分析得出公共利益仍作为制度的启动理由;公共健康的概念范围不再局限于传染性疾病,纳入非传染性疾病。第四部分针对现存的启动主体范围过窄、许可主体协调配合不够、程序设置流程耗时较长、许可期限规定前后矛盾、补偿标准不够明确等程序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具体包括扩大启动主体,取消申请主体需要具备实施条件这一限制;加强许可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明确主体责任;申请流程设置前置谈判程序,同时缩短救济程序时间,建立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审批通道;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导向确定许可实施期限;明晰许可补偿标准的和费用计算方法,给予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可以预见的程序实施后果。最后进行全文的建议总结。启动条件方面,丰富未充分实施的衡量要素,扩大紧急状态的定义,公共利益仍与紧急状态并列,公共健康的概念中纳入非传染性疾病。程序优化方面,扩大申请主体,加强审批协作;明晰流程包括设置前置谈判,缩短程序时间;确定目标导向的许可期限;许可标准和补偿计算加入多因素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