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下简称PPP）因具有缓解财政负担，提高和改善运营绩效等诸多功能，近年来在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存在引发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等派生损害的问题。这是因为长期契约内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签约主体之间不能在合同之中列出所有应对未来风险的合同条款。风险事件发生转化为危害之后，PPP模式事后的风险治理角色凸显出来。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 PPP项目建设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必须打开事后风险治理的“黑箱”，认真思考如下的问题：PPP项目一旦风险事件发生后，政府主体是如何对风险进行治理的？为何出现多样化的治理机制？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
　　既有的PPP研究对事后的风险治理问题缺乏关注，更不用说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以PPP模式事后的多样化风险治理的界定为起点，构建事后的多样化风险治理模式，并通过 20 个终止项目的多案例比较分析进行理论框架的阐释。本文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这三种具有相互依赖性的风险事件发生引发不同的风险治理模式。因此，当风险事件发生时社会资本方和政府会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模式。一般来说经济风险更倾向于变更社会资本方和回购，政治风险根据程度不同有回购、中止和强制接管的治理模式。上述的治理模式受到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议价能力的调节，而这种议价能力受到制度结构和资源依赖关系的影响。当政府议价能力较高时在回购的谈判中具有优势，且能够以强制接管的方式应对高程度的政治风险。最后，本文认为在PPP建设的热潮之下需要警惕各种风险事件的发生，良好的治理结构对PPP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可以根据议价能力的变化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