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的上升,已婚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地位即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储蓄率持续攀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家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视角研究家庭金融,但是鲜有对家庭储蓄率的研究。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本文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视角研究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五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以《新婚姻法》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将地区离婚率作为区分各地区受该政策影响强弱的连续型变量,通过研究外生冲击导致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下降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和家庭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取了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分别针对经济地区和城乡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1）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提高了家庭储蓄率;（2）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主要是通过降低家庭食品支出的方式提高家庭储蓄率;（3）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地区更强,影响机制在不同经济地区均存在;（4）已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的整体影响在农村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在农村和城镇均存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在家庭储蓄率研究中引入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创新性的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角度研究家庭储蓄率。第二,本文从家庭支出角度入手进行机制研究,并且细化到八大家庭支出类别,研究发现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不足在于:第一,受客观条件限制,本文无法获取更精确的地市级层面的数据。第二,本文的研究设计加重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