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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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了全球经济衰退,我国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调控政策,政府调控经济的举措一方面缓解了我国短期内的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大上升。2019年,在国际局势动荡叠加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之下,由Baker等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达到历史新高,企业对于未来经济形势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为了有效规避风险,许多企业开始告别多元化经营模式,逐渐聚焦于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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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了全球经济衰退,我国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调控政策,政府调控经济的举措一方面缓解了我国短期内的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大上升。2019年,在国际局势动荡叠加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之下,由Baker等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达到历史新高,企业对于未来经济形势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为了有效规避风险,许多企业开始告别多元化经营模式,逐渐聚焦于主营业务,形成了归核化趋势,从而可能对企业价值产生了影响。本文选取了2003-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选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运用三步检验法验证多元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中的中介效应。本文还按国企和非国企属性对总样本进行了划分,并与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起综合分析。此外,针对不同区域、行业以及金融危机前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分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结论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多元化程度,但在国企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3）多元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价值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在国企样本中不存在中介效应;（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差异;（5）金融危机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冲击。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多元化与企业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考虑他们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2）探讨多元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能否起到中介效应,并且判断是部分中介效应还是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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