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沪港通和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正式实施。作为股市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沪深港通加强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流失问题严重,而造成企业逃税、漏税的重要原因包括委托代理问题和融资困难。股市开放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者结构,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企业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境外资金。因此,本文将利用沪港通、深港通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关注股市开放是否能够影响企业避税,并重点研究股市开放影响企业避税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税收筹划理论,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是否进入沪港通、深港通标的名单为依据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检验了股市开放通过何种渠道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股市开放后,相比于未进入沪港通、深港通标的名单的企业,进入沪港通、深港通标的名单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股市开放可通过两个渠道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一方面,股市开放引入了香港投资者,改善了境内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有助于减少管理层基于自利动机采取的避税行为;另一方面,股市开放带来了境外资金,同时提高了股票的流动性,有助于抑制企业因融资约束而产生的避税行为。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企业避税的衡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等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与主回归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1）当企业存在两职合一的治理结构时,香港投资者持股的中介效应更显著;（2）当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香港投资者持股的中介效应更显著;（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更显著;（4）相比于位于金融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位于金融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考虑股市开放的长期影响。本文以2014年至2019年所有批次进入沪港通、深港通标的股票名单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拓宽了股市开放实施效果的研究范围。（2）验证境外投资者的渠道作用。本文将香港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纳入中介效应模型,能够为沪深港通是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来抑制企业避税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