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一些调查报告和时事新闻显示,滋扰行为频发于日常生活中。江歌案、于欢案、河北涞源反杀案显示,滋扰行为是大多极端暴力犯罪案例的前奏,常常在犯罪预备、犯罪实行行为或在这两者之前发生。对滋扰行为进行正确梳理是司法正确进行适用的前提,有助于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目前,滋扰行为在立法上存在空白。刑法对“滋扰”并无确切界定,相关行为在其在司法中存在争议,亟待厘清其内涵和外延并形成体系化研究。相关解释为认定滋扰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指引和根据,但仅对以滋扰为手段进行的黑恶势力犯罪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说明,缺乏细致的区分与界定,对法律工作者理解其内涵和外延并无太大帮助。因此,明确滋扰行为的概念对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至关重要。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轻微的滋扰行为通常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对严重干扰社会管理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以滋扰为手段进行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但寻衅滋事罪本身存在争议。此外,对于滋扰行为的认定在实务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的问题,司法机关介入存在困难,许多受害者难以寻求法律手段脱身苦海。另外,一些处罚措施难以和违法后果匹配,导致加害者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这既不利于对滋扰行为及其后续升级犯罪进行规制,也不利于形成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更影响社会公众对刑法的尊重。国外关于滋扰行为的刑事立法很早就展开,对于跟踪缠扰、恐吓行为有独到的刑法规制,刑法对其进行干预合乎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通过分析两大法系对于滋扰行为定罪量刑和犯罪分层理论经验,可以对其中的学理分析和立法模式有针对性的借鉴参考。基于滋扰行为的普遍性及其消极后果,以及刑事、民事、行政治理中存在的分歧,滋扰刑法治理应当尽快完善,这牵涉到刑法的处罚界限和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不仅需要立法层面的指引,将作为犯罪行为的滋扰行为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中,更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摸索,最终体现在立法进步上,以防出现理论与司法实践衔接上的断层。本文将研究相关资料和对比相关数据,分析我国滋扰刑法规制的不足,针对各种滋扰行为的法律现状,在利用现有法律或探索刑事立法及其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对应的解决构想。最后,发挥刑法对治理现代化的助推作用,严格把控滋扰行为的处罚界限,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避免过度刑法化,完善刑事立法技术及其配套制度建设,在避免刑法主观主义的同时,实现刑法在风险社会中对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应,实现法制和法治的交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