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于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古典主义学派和机构主义学派。每个学派之中又有若干分支。西方学者的观点各有可取之处，然而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外交决策的某个方面的分析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却难以运用于解释整个外交决策过程。 运用宏观微观结合的方式考察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演变过程或许是最为全面的。 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呈现一种“金字塔”似的建构。在金字塔的底端是省市级地方外事办公室，中间是外交部、外经贸部、总参、新华社等一些重要外交运作部门。它们起着收集信息、分析评论和提出建议的作用。外交部则是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部门。它是信息提供者，还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者、把握者和主要实施者。外交部内部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和政策的决定过程，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决策的典型特征。 新中国外交决策的重心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在国家的最高领导核心手中。外交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和外交决策操作过程的相对封闭性，是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明显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参与中国外交决策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各职能部门在外交决策机构中的地位数度发生调整。在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展现了不同特点。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既有国际方面的因素、国内政治的因素，还有领导人个性化的特征。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机遇的同时又带来了挑战。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行为体会进一步增多，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会更加制度化、科学化。为使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更加能够适应复杂变化的世界形势，中国必须加大科研机构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并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