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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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主线正由经济增长转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新动能相互转换的关键时期,亟需持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激发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并把其作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的重要工作主线,2005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并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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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主线正由经济增长转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新动能相互转换的关键时期,亟需持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激发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并把其作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的重要工作主线,2005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并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为更好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如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政策主基调,党和政府领导人表示:“要始终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摆正金融工作位置,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银保监会在发布《关于银行业进一步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银行业服务实体应统筹兼顾、因地制宜”,把“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服务地方经济”作为市场定位的城商行,由于其“地缘、亲缘、人缘”的独特优势,对地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城商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城商行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商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以及城商行成立年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其次,本文把城商行设立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236个地级市数据,运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商行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随后,本文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比较了不同年份设立的城商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次,本文研究了地区、城镇化、政府干预以及银行竞争水平异质性条件下城商行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总结全文结论,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相关结论如下:第一,城商行设立显著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经过安慰剂检验、考虑城商行设立的滞后效应、剔除城商行跨区域经营行为的影响、剔除部分特殊样本、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分位数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本文进一步利用核匹配、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卡尺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后再利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有效缓解模型中的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是设立城商行促进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城商行设立能够充分发挥其本土信息优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充盈的资金支撑,引领着城市产业结构向适合其自身禀赋的方向调整,引导生产要素向更高级的产业形态和更合理的方向流动,推动城市产业高级化、合理化。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信贷资源日益充足,更多的金融资源能够跨区配置,使得后成立的城商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先成立的城商行要小。第四,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部承接东部的产业结构转移,城商行对中部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城镇化引致更多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城镇化较高的地区需要配置更多的金融资源;政府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干扰企业正常融资行为;银行竞争程度能够激发银行主动寻求配置金融资源机会,能够进一步释放城商行的本土信息优势,使得在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政府干预强度较小的地区以及银行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商行设立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较大。上述结论不仅可以为设立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还可以为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切实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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