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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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将经济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实体经济,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实现路径。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旧处于“卡脖子”状态,技术创新动力略显不足,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和发达国家再制造化的“双向挤压”,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借此突破技术屏障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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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将经济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实体经济,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实现路径。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旧处于“卡脖子”状态,技术创新动力略显不足,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和发达国家再制造化的“双向挤压”,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借此突破技术屏障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日益改变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转型升级是关系到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选择。据此,本文以企业数字化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计量模型加以验证。首先,本文以2013—2019年深沪两市93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使用LP方法测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归纳提炼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然后,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了不同城市群、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要素密集度下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从两个层面(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表征企业的技术创新,检验技术创新在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最后,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本文提出如何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得出:(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地区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和外资合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企业数字化水平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区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水平发展速度基本持平甚至超过东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同样高于其他三种性质的企业,但是这三种性质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增长趋势要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4)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5)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区域来看,东部城市群和中部城市群的企业数字化部分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企业数字化并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所有制来看,企业数字化对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相比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数字化对民营外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从要素密集度来看,企业数字化对所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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