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全球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其强调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已得到广泛共识,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绿色发展纳入当代中国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轴线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发阵地,随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目标的提出,其绿色发展状况倍受关注,为了引导流域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需首先全面认知其绿色发展状况。然而,当前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研究较少关注城市尺度的动态特征,已有评估框架对绿色发展理念中重视多系统协调的内涵特征多有忽视,同时缺乏对城市间作用规律的剖析,造成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状况认知不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改进的绿色发展评估框架对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2008-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展开评估,厘清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而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和障碍度模型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视角分析关键影响要素,并利用BP神经网络进行绿色发展水平的短期预测,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具体应对策略。本文不仅完善了绿色发展评估框架,同时弥补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研究中疏忽外部空间影响、欠缺前瞻性预判的不足,为深入了解流域绿色发展过程及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借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包括前言和相关研究进展综述,包括课题来源、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和国内外研究综述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评估体系构建与实证运用。首先本文突破现有评估中侧重能力水平的局限性,以多系统共同发展为目标,构建了“能力+协调+综合”的绿色发展评估框架,在此基础上选取适用于长江经济带的评估指标,并对流域各城市2008-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接着,对测度结果的数理特征及其形成的空间格局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数理特征上,虽然流域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趋好,但是能力水平逐步分化,协调水平徘徊不前,武汉、南京和无锡等诸多高水平城市出现衰退;就子系统水平而言,经济与社会系统增势强劲,而资源与环境系统进展缓慢且波动性较强,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系统间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目前城市各系统的总体水平强弱并不能决定其处于系统“磨合”阶段或“高水平协调”阶段,出现了大量以工矿城市和偏远城市为主的能力、协调水平跨级异配城市,但流域基本朝着二者相互促进的目标发展。空间格局上,流域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下游凭借多方优势形成高值集聚,但皖北、苏北出现连片“贫绿”,是资源系统发展的低洼地区,中游水平仅次于下游,且其增速迅猛,但鄂西仍存在环境系统低值集聚区,上游出现低水平集聚,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系统链接出现断裂,同时社会系统的空间异质现象相对突出;三大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其中心城市关联紧密,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聚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呈现“南高北低,圈层放射”,长江中游城市群出现以三大中心城市为主导的空间“惯性”且“锁定”下来,成渝城市群围绕成都和重庆逐步形成“东西两带,中部塌陷”的空间格局。最后,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视角探索城市个体的水平限制要素和邻域环境的空间效应规律。限制要素分析主要用以剖析城市自身应当主攻的薄弱环节,分析指出流域众多城市正面临保护与发展双重困境,“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使得淮北、南充和曲靖等资源依赖型城市最为突出;城市绿色发展的发展短板与空间区位、地域类型存在一定耦合关系,其中短板相同城市的限制要素具有相似性,如水资源与森林资源容量不足是阻碍资源系统滞后城市水平提高的共性因素。空间效应分析是探讨邻域环境在城市绿色发展中的影响,结果表明:邻域水平较高时通常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这种作用将随着其领先优势的扩大而增强,邻域水平较低时易产生抑制作用,且其与城市空间单元相差一级时,阻滞效应通常为最大,这为城市在享受区域协同发展利好的同时指明了需警惕的潜在不利对象;此外,上游地区城市水平演化与邻域关联较弱,邻近地区的增长效应较难发挥,这是其形成持续性低水平集聚区的重要成因。第三部分为实践指导。本文在总结现状特征与历史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借助BP神经网络构建组合预测模型对流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短期预测以探索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困境,并结合现阶段已有问题,如跨级异配城市和连片贫绿地区等,以及关键影响要素的分析从流域总体、分流域段和重点城市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