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旨在保障劳动者利益的重要手段。自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以来,中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频繁且调整幅度较大,尤其是“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年均增长幅度超过13%。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虽然保障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是客观上也让上市公司承受了较大的劳动力成本负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仅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水平、减少了上市公司的内部可用资金,更加剧了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因而可能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效应,关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如何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本文围绕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试图探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经营困境,上市公司是否会更多地进行研发投入,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第二,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是否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可能来源有哪些?第三,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否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抑制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全国339个市级层面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数据,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首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其作用机制在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产生了要素替代效应和竞争压力效应,进而迫使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还在客观上发挥了公司治理作用,它显著缓解了管理层代理问题和管理层短视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融资成本较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就创新产出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还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专利数量和质量;此外,上市公司为应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研发投入的行为属于长期战略而非短期策略,而且该战略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促使上市公司增加现金持有,企业所在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调100元,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会增加2.99%。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其作用机制在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增强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从而促使其增加现金持有。同时,上市公司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而非外源融资来增加现金持有,其内源融资手段为通过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而非削减现金股利或投资支出来增加现金持有。进一步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现金持有增加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低学历职工占比大的企业更加显著。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背景下的上市公司现金增持行为,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其作用机制在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客观上发挥了公司治理作用,能够削弱两类代理问题和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商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并购支付溢价,但不会提高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规模。而且,并购商誉会降低公司绩效,过高的并购商誉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影响。上述结果表明,面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所带来的经营之“困”,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现金持有会增加,并购商誉则会减少。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虽然在客观上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却也重塑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上则有助于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为上市公司在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背景下改善经营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