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于2021年7月正式施行,该法第48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唯一的限度条件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才被列入公开范围。在新法将之成文以前,这一制度早已在各地实践,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作为政府一种新的行政执法公示手段,公开具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正当价值,公民可以根据公开的内容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促进透明高效的法治政府的建成,且公开能够对社会起警示作用,有利于威慑潜在危害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但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自诞生之初,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如主要功能定位与性质仍不明确,公开的范围与限度缺乏上位法的解释,公开的标准过于模糊,各地在公开的过程中存有不同标准,导致公开的泛化或因不明确而不公开的现象出现,而处罚决定的不当公开,会产生个人隐私信息被过分暴露的危险,对当事人产生声誉制裁的社会效果,在将来的行政执法中,应警惕错误的公开方式,防止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匹配,过度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异化为对当事人的声誉制裁,违反比例原则,使公开丧失正当性与合理性,背离立法初衷。除绪论外,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及相关制度的介绍,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概念界定,并与其他可能存在混淆的行为进行界分,如失信惩戒与通报批评,旨在阐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涵和特征,同时明确公开的性质应属于特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功能为监督行政,而社会预警为附带功能,不能成为主要功能,还应严格警惕声誉制裁这一实然功能,通过严格的概念界分,为下文做好铺垫。第二部分主要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体现的权利与冲突。公开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秩序,是行政执法全过程公开的要求,但公开也蕴含知情权与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权的冲突,容易侵犯被公开者的人格权。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介绍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法律依据混乱,不当的公开易与通报批评产生同样的声誉制裁的效果,使其正当性受到质疑,同时公开的标准模糊,缺乏法定的程序,救济与修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陷入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第四部分是在公开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基础解决建议,应厘清公开的限度与范围,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含义,应着重公共性这一特点,公开的类型应根据案件类型与适用程序进行区分,明确去标识化公开的问题,同时,公开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完善救济修复机制,以保障公开机制合理、有效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