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云南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开展了许多创新性立法。20世纪80年代,云南制定出台了亚洲第一部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随后又在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林地、湿地和国家公园管理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规章。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规章,同时制定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等系列规划,开展了国家公园建设、自然保护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修复、全域绿化、高原湖泊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2021年8月成功举办了COP15第一阶段大会,会议达成了《昆明宣言》共识,建立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展现了云南在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云南被称为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是重要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资源储备地区。为保护好云南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先后颁布实施了多部保护管理的法规和规章,但是由于云南生物多样性立法启动较早、条块分散,致使立法体系不够完备,多个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经常出现包含、冲突的情况,不能有效促进保护和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依法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稳定性、持续性、合规性、适宜性不足。因此,在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进一步探讨如何完善云南生物多样性法治体系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完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具体包括探讨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生物多样性法治的目的与意义、总结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法治现状、完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的思考。文章第一部分首先梳理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法治的体系,从定义、概念、要意、域外经验几个方面进一步理论分析。第二部分,对云南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进行统计,并进行规范分析,梳理现阶段云南法治保障亮点成效。第三部分,从《立法法》视域指出地方生态立法缺陷,如立法理念没有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独立价值,体系的不够完善,技术落后,民族单行条例质量良莠不齐等;执法主体与手段的缺位以及司法保护不足也值得关注;最后,监督保护机制的不健全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最后一部分提出,要完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可以通过注入新发展理念、强化立法技术和构建“云南范式”,深化行政综合执法改革、融入预防性的执法理念,强化公益诉讼团队建设、审判团队建设以及多元化保护团队建设,以及构建生物多样性大数据管理制度和优化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与生物安全监控机制等。本文的研究为完善云南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提供了参考。